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方流芳
【全文】
德翁中国之行，京、沪、杭名校争相追捧，以德翁驾到为荣，一时成为法学界的盛事。德翁先后访问清华法学院、政法大学、读书杂志、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每到一地，场面常常热烈到连他本人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以他的政法大学之行为例，德翁在校长和一批教授前呼后拥的陪同之下, 游览了长城，然后，驱车到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当他走进校园的时候，上千名本科生已经簇拥在门口夹道恭候多时。德翁演讲的教室拥挤得水泄不通，教室外面还包围着一圈又一圈听众，以至保安人员组成一道人墙阻挡试图继续涌入的学生。[1] 如此热烈的场面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术兴趣得到解释，许多本科学生是第一次听到这位伟大法学家的名字，他们挤在教室外面什么也听不清，然而，他们似乎仍然能从拥挤中感到乐趣——不知是因为无所事事，前来凑热闹，还是追星风气造就的一种校园文化，总之，大学生不想错过校园里的热闹场面。德翁在中国的活动，与其说是学术交流，不如说是明星演出。中国学术机构通过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抬高身价[2] ，同时满足年轻人的追星渴望；德翁则想通过访问中国而传播自由空气。
德翁不至于如此幼稚，以至认为东道主是邀请他来启动一场围绕个人权利的严肃讨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其他中国机构一样，大学也是在执政共产党的最终控制之下”。不仅如此，中国大学是共产党控制最为严格的部门之一。大学的最终决策者是党委书记，校长只是以党委书记为首的若干党委常委之一；党委常委决定系主任、院长之类官员的任免；经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考核，教育部任免党委书记、校长，批准任免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在中国实行市场改革之后，共产党对大学的控制不仅没有松动，而且不断强化。在党委控制和扭曲的“市场化”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在近十年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退化：其一，通过运用管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教育部推出了固定的、以它自身为最终决定者的项目，诸如：“重点大学”、“重点学科”、“211工程”、“博士点”、“硕士点”、“社科基地”、“一本招生”、“二本招生”（每一个费解的术语都包含着足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的信息），围绕这些项目的寻租活动毫无例外地成为每个大学的头等“大事”；其二，以各种名目出售入学资格、学位和学历证书是中国高校的“创收”实践，校方、各院系行政官员和教授都是习以为常地参与“创收”和分享“创收”利益；其三，与国企的控制者一样，中国高校的控制者也是一些利益集团，这些人既精通寻租、“创收”，又会按“领导意图”说话，总之，他们深知如何利用中国的弊端给自己造就最大利益。在这样的大学里，官方组织的学术会议无非是做“秀”、造“势”、捧“场”和敛财。德翁指望在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术会议上与中国同行进行实质意义的交流，这一指望似乎脱离他对中国大学已有的认识。
在德翁眼里，他接触的中国知识份子是一批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假装没有看到中国现实的人权状况；他们精通世故，只谈大而无当的抽象话题，小心翼翼地自我检索言论，以免惹恼政府；他们在外国人面前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他们甚至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享有政府默许的特权——只要不出格，就比一般民众有更多的自由发牢骚。德翁是一个让价值判断支配视觉的人，他的道德哲学使他无法认同这样一批中国崇拜者——他们努力在德翁面前显得象自由主义者，却缺乏自由主义者应有的道德责任。然而，德翁并没有看到：他可能和他的中国崇拜者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德翁之所以能在中国畅所欲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容忍——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能力干预，而是不想干预或者不屑干预。至于中国政府的不理会是因为自信、谋略、开明，还是因为（按照德翁的理论）趋近认真地看待权利，这只有它自己知道。无论如何，德翁在北京享有言论自由这一事实让中国政府得分，犹如德翁的中国崇拜者不时说些“挠痒痒”话也让中国政府得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