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冯象
【全文】
我报考法学院的时候，王浩先生曾赐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王先生与先父抗战期间在昆明有同学之谊（王先生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同年先父自延安抵昆明），视我如子侄，所以才这么教诲。
其实在美国做律师未必赚钱。多数赚钱的律师都很辛苦，一周上班六十小时还自称偷懒，加上出差办案赶期限的不安定和心理压力，赚来的那点钱，比起许多行业例如拔牙的医生和安达信的会计，根本只是小钱。但王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赚钱不应是人生的目标，律师工作本身也“无大意义”。自古以来，圣贤哲睿贬抑律师者居多。我便没有去细想。入学后，
合同法第一堂课，克朗曼先生（现在已是院长）布置我们讨论一道刺配沧州吃“杀威棍”似的题目：律师为什么不幸福？说是许多功成名就的律师回首学生时代，都会感到失落和遗憾。原来他正在写一本书《失律师》，后来在哈佛出版（一九九三年），研究“律师政治家”的理想在当代美国衰落的原因。克先生的兴趣在政治哲学。华尔街律师行流传一个笑话，耶鲁的
合同法，亚里士多德当案例读，说的就是他。他拿“政治家”做理想，并非鼓励学生将来做官——虽然毕业生约有一半进了政府、法院、国会和各色政治团体，故有论者批评，克先生那本书不过是宣扬耶鲁的“地方文化”（西蒙，《正义的实践》，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他的“政治家”，是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理想展现，具有一种普通法传统培育的注重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实践理性”，亦即亚里士多德赞赏的“智慧之节制（ｓｏｐｈｒｏｓｙｎｅ）”。所谓“幸福（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也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亚氏斥为“野兽般生活”），而是一种富于善德的行动的生活（ｅｕｚｏｉａ）。克先生认为，律师的本色是自由职业，独立代理公民、法人或政府机构的法律业务。因此对客户／被告人，须保持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立场。可是这讲究节制的政治与伦理态度，到了后工业时代，却腹背受敌而瓦解了：一边是巨无霸律师行彻底公司化而利润驱动的运作方式；另一边则是学院派主流理论，例如法律经济学作为科学主义话语的宠儿，对法律业务的经验性智慧不断贬低。受其影响，律师便难以继续独立执业，变成受雇于金钱与权势的枪手或“法律技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