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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设的结局不能说不可能。可是从心理（负疚）推行为（可疑行迹），再推行为结果（引发纠纷、戳穿骗局），中间环节太多而难以一一证明，颇有循环论之嫌。
不过小村农民的看法，却是法律必须考虑的。他们说的实即西方传统上所谓“蹒跚的复仇神”（hysteropous Nemesis）或“跟踪而至的正义裁判”（opisthopous Dikē），也就是真善合一的信念。按照这个传统，正义固然拄着木腿，却像贺拉斯所说，“蟊贼再快，逃不脱跛足的惩罚（Poena）”。法律的职责在于确保正义的落实。无怪乎戴维斯问道，如果高拉博士追求的是真善统一，为什么他一面判焚尸灭迹，令人们永远忘却恶人；另一面却两个月不回家休息，用(读者面较广的)法文而非通行的拉丁文赶写出《判决书》，使假马丹的故事留“芳”千古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法庭审判规则。伦理上的是非善恶之分要成为司法上的真假之辨，必须通过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具体行为、资格或关系的确认，而严格的确认规则往往不尽合情合理。例如本案中，农民一无肖像、二不识字（无笔迹可验），马丹的长相和身体特征就难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法庭于是检查被告的知识（回答）是否与证人提供的有关马丹的知识（证词）相符，审判成为对被告的记忆、口才和应变能力的考验。事实上，提审对证时真马丹的记录反不如早有准备、训练有素的假马丹好。法庭当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因此决定侧重亲友相认（四个妹妹最后都认了木腿人），而不发用刑令（question préala－ble）；用刑在这类案件中会使原告、被告和证人都乱供一气，搅混本已渐趋分明的阵线。
这其实是一种我们熟悉的竞赛制举证原则：赢家总是先赢了多数（往往有利益牵扯的）亲友，联合起来迫使对手回答难以反驳的指控。回到戴维斯的假设，在民事方针以家族利益为重、大可应用罗马法“失入不如失出”原则的情况下，只要阿、白合谋，阿、彼和睦，木腿人即使回来控告，恐怕也只落到小炉匠斗假胡彪的下场：巴掌打在自己嘴巴上。
还是散文家蒙田看到了深一层的问题。他觉得高拉所依据的理智判断，运作生杀大权的司法程序，实在是不甚可靠的工具。“真与假，两副面孔相差无几，我们却只有同样的眼睛看它。”木腿人有哪一点比阿尔诺更像八年前的马丹，有哪一样凭据不是某人主观想象的结果呢？为什么大法官不能像古代雅典战神山上的法官那样老老实实宣布：“本庭不懂此案，过一百年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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