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扯来扯去，结果侄儿告了叔叔一状，拿回了老盖尔留下的田产。彼埃尔从此认定了新马丹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只苦于找不出有力的证据。一五五九年夏秋之交发生了两件事：先是一个过路的士兵声称马丹被火绳枪打断了脚杆，现在是拄着木腿走路的。接着有人在旅店把新马丹叫作阿尔诺，绰号“大肚皮”，据说新马丹托那人带了两条手巾给阿尔诺的兄弟。于是彼埃尔到法院谎称自己是白特兰的监护人，开出逮捕令捉拿新马丹，并逼迫白特兰做了附加民事诉讼的原告。案子几经周折，最后移送土卢市法院刑事庭，由大法官高拉博士主审。新马丹十分沉着，将彼埃尔的证人一一驳斥。正当法庭因证据不足，准备开释被告、追究彼埃尔诬陷罪之时，一个木腿人闯进了法院。经过隔离提审、当庭对证、亲友指认，真相终于大白：新马丹被处以绞刑，焚尸灭迹。
戴维斯新说的出发点，是不满意电影为保持悬念而将历史事件作了简化处理。她在序言中说，历史留下的“声音”里，不但掩藏了事实，还叙述着“可能”和“或许”，使学者得以提出种种历史的假设。例如，原始文献（高拉的《判决书》和乐悉尔律师的《马丹传》）未提白特兰合谋的可能，因为照法律看来，女人的“脆弱本性”很容易给恶人以可乘之机。女人和儿童、残疾一样，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也不承担完全责任。后世论者（如毕塔瓦和路易丝）虽然提出了不同看法，却无详实论证。戴维斯深入列日河谷地区，搜集调查了大量十六世纪婚约、遗嘱、土地买卖合同、教堂和法庭档案，尽量逼近案件当事人的生活和心态，提出白特兰完全有可能为了摆脱活守寡、争取有夫之妇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主动接受新马丹，与他共建新生活、新身份。这就妥善解释了为什么白特兰一方面能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与马丹完婚（按教会法，婚后三年未结合者，可请求作废婚姻）；另一方面又敢于抓住机会，与阿尔诺合谋，直至木腿人的到来。
笔者的兴趣，却是在戴维斯进而提出的一个历史假设：如果阿尔诺不跟彼埃尔争遗产，俩人和平共处，骗局会不会戳穿？她拿这个问题去请教小村的农民，他们笑道：“那傻小子行是行，可他骗了人！”戴维斯同意这个朴实的看法。她解释道，恶人假事长不了，并非因为假马丹是村里唯一撒谎的人（彼埃尔不是冒充白特兰的监护人吗？），甚至也不取决于真马丹回家；而是这个大谎得一直说下去。假造的夫妻，心里必不踏实，迟早露出可疑的行迹，影响亲戚感情和社会关系。这不像《十日谈》里装扮丈夫摸黑偷情的大学生，只求好事一场。新马丹要当真丈夫，每天晚上都回到妻子的婚床，令起了疑心的村里人难以忍受。一句话，阿、白共同塑造的新家庭虽出于自愿，且有爱情支持，但他们终归是负疚的，有悖于伦理和正义，免不了演成悲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