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罚金刑是一种适合于少年的刑罚，其最大可取之处在于：（1）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可以有效避免监禁刑的弊端；（2）可以促使少年家长、监护人履行管教义务，并有效处罚其疏于管教的行为；（3）有利于对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关于罚金刑可以避免监禁刑的流弊，在此不再赘述。下文将着重讨论后两点。
由于封建刑罚制度的臭名昭著，株连是一个刺眼的词汇，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反对罚金刑适用于少年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少年多无独立财产，因此易株连无辜。然而，家长疏于管教是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这是连普通公众都普遍接受的观点。如果因为家长疏于对少年的管教，而导致少年犯罪的，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岂是株连“无辜”。现代矫正论者伍顿等人就曾经明确主张“惩罚违法少年的父母”。[22]从域外少年
刑法的规定来看，亦不乏明确规定追究疏于管教家长责任的立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如果少年是因为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疏忽，触犯本法时，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少年法院得裁定其接受8到50小时不等的亲职教育。香港《少年犯条例》第10条规定，凡有儿童或少年人在任何法庭被控犯任何可判处罚款、损害赔偿或讼费的罪行，而法庭认为处理该案的最佳办法为判处罚款、损害赔偿或讼费，则法庭可在任何情况下命令该儿童或少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代其缴付该罚款、损害赔偿或所判给的讼费。如该罪犯是儿童，则法庭更必须命令该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代其缴付该罚款、损害赔偿或所判给的讼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88条第2款规定：不论未成年被判刑人有可以被追索的独立工资或财产，还是没有这种工资或财产，都可以判处罚金；对未成年被判刑人判处的罚金，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经其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本人的同意向他们追索。实际上，我国1999年颁布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早已经接受了处罚违法犯罪少年家长的观点。该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它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它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可见，明确规定追究疏于管教而导致少年犯罪父母的责任，是各国（地区）少年
刑法的一大特色。在当前家长疏于管教而导致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日益增多的情势下，罚金刑有着促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的重大积极作用。
罚金刑也是有利于对少年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对于图利型少年犯罪，科处罚金刑无疑具有最佳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年长少年，可能由于劳动或者继承等原因而拥有了个人财产。年幼少年亦可能因为继承、赠与等原因拥有一定的个人财产。对于非图利型少年犯罪，对其科处罚金，也能发挥较好的教育、感化、挽救作用。一方面，因为罚金一般都能起到促进家长严加管教和尽职履行管教职责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罚金的缴纳方式，还能有效教育犯罪少年。例如，规定少年可通过社会公益服务代替缴纳罚金。
我国刑法典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于少年，但并未对少年适用罚金刑问题做出特别规定。
刑法共规定了80个全部情节都是必须并科罚金的罪名，又规定了75个基本情节是并处或单处罚金而较重情节都是必并科罚金的罪名，对于触犯前80个罪名的少年，法院必须对其判处罚金，不然就违法。对于触犯后75个罪名的少年，法院要么判处并科罚金，要么单处罚金。所以凡是触犯上述155个罪名的少年犯罪人，都必须科处罚金。[23]在缺乏完善的少年罚金缴纳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判决对于无独立财产的大多数少年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还可能因为罚金刑的无法执行，而使少年对于刑罚产生误解，带来不利于教育挽救的后果。另外，
刑法对于少年罚金刑的幅度基本未做出特别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11月）第
2条规定，
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判处罚金，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五百元。这一司法解释基本上只是重复了少年刑罚裁量的从轻减轻原则。
我建议在取消少年刑罚中的没收财产刑的同时，对于罚金刑进行如下“少年化”：
其一，明确少年罚金刑的幅度。从国外少年
刑法中规定有罚金刑的立法例看，大都对于少年罚金刑的幅度与标准明确做了不同于成人的变更，而不是笼统的规定为从轻或减轻。例如奥地利《少年法院法》第5条规定，对于少年犯罪的处罚：以日额计算的罚金刑的最高限降低一半。以价值、受益或损失，包括充公和价值的替代刑罚的高低来确定罚金刑的，只有当它不危及被告人的成长时，始可科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46条第2款规定，普通罚金的数额为2500卢布以上1000000卢布一下或者被判刑人2周以上5年一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但是第88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罚金数额为1000卢布以上50000卢布一下或者被判刑未成年人2周以上6个月一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建议对我国少年罚金刑的幅度，明确规定为成人罚金刑法定幅度标准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