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死刑的沉冤是怎样发生的？
季卫东
【全文】
中国司法制度有个颇具特色的好传统，称作“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对已经被冤杀的当事人以及在痛苦中挣扎的他们的亲人而言，事隔多年之后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错案的意义其实非常有限。失去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在世家属的悲哀、悔恨以及虚无感或许反倒会陡然加深。因此预防冤案的制度建设比平反冤案的善后措施更值得我们关注。而在大错已经铸成的无奈之下，当事人家属即便最后决定提出国家赔偿之诉，无非是要向世间讨个公道，无非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哭喊一声：尊重生命及其个人权利的法律原则和规范，不仅是针对公民行为的，还必须反过来适用于国家强制力自身！
面对现实平心而论，法官和检察官作为凡人，当然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因此冤案在各国都曾经出现过。最著名的实例可以举出法国在１８９４年发生的铎雷斐斯间谍案，幸亏大文豪埃米尔·左拉的批评以及国际舆论界的压力才得以幸免颠倒黑白的结局。还有美国马萨诸塞州在１９２０年发生的萨科和万泽逖强盗命案，终因冤杀少数民族的无辜者而导致法院声名狼藉。中国影迷们所熟悉的曾拍摄过《追捕》的东洋社会派导演熊井启的新片《日本的黑夏：冤罪》，取材于１９９４年发生在长野县松本市的真实事件，剧情是报案人反倒被怀疑为社区毒气伤亡惨祸的肇事者，若非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防毒的犯罪活动败露就根本无从洗刷自身。
但审判上的错误难以完全杜绝，并不意味着减少和防止冤案的努力就失去了制度化效果，更不意味着误判有理。历史和常识反复告诫人们，判决不公、特别是冤陷无辜势必导致国家威信扫地。尤其在法官和检察官所犯的错误不是难以避免的场合，例如误判出于有悖常识的偏见，或者是在办案人员有意掩盖某些事实或者捏造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本来可以避免的误判而没有避免这样沉重的责任也就根本无从推卸。
更不能原谅的是那些结构性误判和冤案，即因为制度腐败或制度缺陷造成的司法错误以及警察、检察官、法官们的累犯和相互包庇。这类集体性过失和恶意不仅将激起民愤，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诱发基层的各种抵抗行为以及社会的整体危机。回过头来看一些冤案，就可以发现问题不仅在于事实认定上的偏见侦查，更实质性的原因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助长了草菅人命倾向的某些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制度残缺。
据4月6日《新京报》报道，在佘祥林一案中，当时就有四大疑点，即作案手法口供竟有四种、对作案工具没有具体描述、杀妻动机难以成立、作案路线存在可疑之处。尽管律师当时就为佘祥林做无罪辩护，但最终，从现在披露的情节来看，在这起冤案的形成过程中，不仅“疑罪从无”的现代
刑法基本原则没有被很好地遵守，连中国刑事法体系中特设的关于“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的规定也没有切实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