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环境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强调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主体是人类，徒劳无益。人们总是更关心仅仅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所属群体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在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面前，个人没有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但人类环境权论的解决方法是，国家强制公民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25 这种人类环境权论又倒向了环境义务论，实质上环境权否定说。
人类环境权论最终将环境权定性为“自得权”，是权利与义务合二为一的权利类型，并且也自己承认，这是一般法理学理论不能解释的。26 的确，权利主体和相应的义务主体集为一身的权利，是闻所未闻的。如果真的存在，人类能够不履行环境义务，也不享受环境权利吗？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环境权主体只能是个人，27 人类环境权论的反驳是，人人的权利之和不等同于人类的权利。的确这不等同，但是，人类的环境权利就能代表所有个人的权利吗？逻辑是一致的。人类环境权论认为，环境权主体是个人的观点，只是追求权利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权利的法理是否成立。然而，人类环境权论在自己创立的法理中是成立的，可是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二） 政策化的环境立法和执法
中国《
环境保护法》（1989年）的基本内容是宣示国家的环境政策，规定政府各部门环境管理的职责，以及自然保护、防治污染的基本制度及其法律责任。尽管，后来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对这些基本制度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没有超出《
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框架。实质上，目前中国的环境立法的现状，典型地体现了环境公益的认识，即公民和企业没有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只有法律规定的义务，最终使环境法蜕变成环境政策，难怪有的坊间人士主张用《环境政策法》代替《
环境保护法》。
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主体的泛化，使环境法律成为环境行为选择规则之一，而不是必须遵循的规范。法律文本效力并不在于是否具有内在效力，而在于社会成员的普遍承认，否则只能成为具文。28 除此之外，当政策与法律相吻合时，法律规范即使得不到认同，也会获得效力，但这本质上是政策的实施，而非法律的执行。中国环境执法的不利局面，一直被归咎为，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缺乏环境执法的积极性。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中国的环境法律主要规定了政府管理企业的权力，即只是强调环境保护义务，而环境利益则想当然地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公民和社会没有要求良好环境状况的合法地位，环境执法的效果仅仅依赖政府的主观意愿。这才是地方政府殆于执法的真正原因。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行为，仅仅是表演给中央政府，环境执法也就演变成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执法形式也就成了运动。例如，针对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1998年1月1日的“零点行动”，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控双达标”行动。可见，中国的环境执法已经变成了中央政府强行推进的执法运动，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中国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事实证明，这种运动式执法是失败的。对淮河的运动式治理收效甚微，淮河流域的水质污染程度严重反弹，600亿资金付诸东流。实际上，“零点行动”当时就是失败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中央的达标要求，工厂全部停工，不准排污，甚至用自来水冲洗河道。29 但是，执法检查之后，地方政府又故伎重演，默认企业大肆超标排污。环境公益浸淫下的环境立法与执法痼疾深重。
三 区别的环境利益
强调环境利益的公共性，掩盖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环境利益。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的冲突，不同的地方政府都以环境公益的名义进行环境管理，但却不能阻止破坏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二是，对于全国享受的环境利益，地方政府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出现了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失衡。
（一）环境藩镇割据
中国环境执法的权限除了少数事项外，30 都由地方政府负责。31对于跨界资源的开发和跨界污染的防治，这种管理体制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同区域完全不能合理分配共同资源，更不能公平承担环境损害，形同藩镇割据。这种割据状态首先是跨界水资源的无序利用，其次是跨界污染防治的制度缺失。
中国跨界水资源的利用，由非正式安排向正式制度转变，开始于1987年，国务院向黄河流域11省（区）下发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确定了向沿黄各省计划分配水资源的制度。1988年颁布的《
水法》，确认了这一制度，并且沿着这一思路，规定省级以下的地方区域的用水，由上一级政府的水利部门批准，32 2002年修订的《
水法》保留了这一制度。33 这种计划分配方法固然初步解决了跨界水资源利用的无序状态，但是仍然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各区域按比例分配水资源造成相关产业的优汰劣胜。在各区域可获水量比例固定的情况下，实行按比例分配水资源的预期效果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有限的水资源向利用效率高的产业转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确定初始分配比例的依据是实际用水需要，而不是利用效率，但各区域用水效率却存在巨大差异。如此恶性循环，地方区域就会竞相向上一级政府争取更多的水量，完全缺乏节约公共水资源的激励，从而造成了水资源的逆向配置。尽管存在各区域之上的管理机关，但却不能避免水资源这一“公地”的悲剧。长期如此，只能造成水资源供应的日趋告罄。其次，水资源所有权的虚置使节水规则发生逆向选择。中国《
宪法》（1982年）确定了水资源国家所有，1988年《
水法》区分了水资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2002年《
水法》将所有水资源统一规定为国家所有。既然如此，中央政府就应该享有出让水资源使用的受益权，可是现行的相关制度却并非如此。2002年《
水法》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水资源费，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34 在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具体办法之前，适用的仍然是1988年《
水法》的有关规定，即由省级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的事项。35 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悖论，国家享受水资源所有权，地方政府却从中受益。例如，湖北省征收的水资源费只在省、市和县（区）三级政府之间分成，36并没有向中央缴纳。这种国家水资源所有权的虚置状态，只能促使省级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逆向选择，使用的水资源数量越大，得到的财政收入就越多，37而不是付出更多的代价。复次，计划分配窒息了水权市场。取水许可是水资源计划分配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取水许可证不能转让，38取水企业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即使不再需要取水，也只能坐等许可证失效，这严重妨碍水权交易。而在水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可交易的水权可以使水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在水资源计划分配制度下，既无法形成水资源所有者和使用经营者之间的一级市场，也不能形成了水资源使用者之间的二级市场。尽管出现了个别例外，39但是中国还没有水权市场赖以存在的制度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