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然而环境利益的非排他性并不意味着环境利益是自然可获得的，恰恰相反，良好环境的分布从来就不是平衡的，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得到的环境利益截然不同。这种环境利益配置的不均衡，如果是自然条件造成的，环境法也是爱莫能助。但是，现在的能够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环境状况基本是治理的结果，也是说，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例如，为了改善“三河”“三湖”（指淮河、海河、辽河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的严重水污染状况，中央和地方共同筹资，在“十五”期间计划投入1234亿元。另外，政府投资也往往不是均衡的，这集中体现在大都市环境建设中，良好的生活环境基本由富人享受，而穷人的居住环境则无人问津，还往往成为垃圾和危险废物的倾倒、处理场所。例如，日本大阪是世界上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其股票交易量是全球第三，但是同时又是低收入人口的聚居区，人均公害病的发病率在日本也最高。也就是说，环境使用的经济利益归工商业者享有，而由此产生的危害却由贫困阶层承受。16 美国1960年代开始的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一道，反对向有色人种和贫民生活区转嫁污染。17 这是对经济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剥夺，同时，政府投资带来的环境利益则为富裕阶层独占。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贫困阶层居住区域的环境状况，都比中产阶级享受的环境利益要差很多。这种共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是政府投资的不均衡，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环境政策。
　　污染者负担原则解决了环境物品的非排他性造成的外部性，但却没有反映其具有的竞争性特点，这就需要环境法确立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通观中国环境法律的基本制度，却没有受益者付费的任何制度，这使环境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过分强调环境法的公益性，不仅影响到环境法律基本制度的良性演进，而且还给环境法学的基本理论造成不良后果，具体体现在环境权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趋向出发，认为环境权的性质是自得权，权利主体是全体人类，义务主体也是人类。18 这是典型的环境公益论的思考路径，并且走得更远，将环境的公益性扩大到全体人类。
　　人类环境权论的论证进路有两条。一是人权发展的阶段。人类环境权论认为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以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为核心权利，并认为人权历史进入第三阶段是标志是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将《人类环境宣言》解读为它仅仅关注人类整体，而不是某个人，更不是人类的分子。19 因此，反对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并认为，尽管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不能认为人类的权利可以分解为人的权利。20 尽管人权的发展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和侧重点也不同，理论上也有代际划分的研究方法。1950—1960年代，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的开始了解放运动，莱尔•瓦萨克（Karel Vasak）据此提出了三代人权划分的学说。21 第一代人权以自由权为核心，基本内容是财产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西方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确立了第一代人权的保障制度，二战后向世界范围扩展，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具体体现。而强调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保障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则是第二代人权。而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则是第三代人权，之所以将其视新的一代人权，并非其主体由个人转向了集体，其实，第二代人权的主体也是集体。第三代人权的不同在于，它既是消极权利，即对抗国家的侵害，而同时又是积极权利，要求国家给付。不过按照人权代际划分的方法，有的学者将环境权视为第四代人权，因为环境权的保障，既要防御国家的侵犯，又要国家的积极给付，同时，还需要社会组织的监督。22 将环境权的这一归类方法，与瓦萨克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人权的保障方式，而不是权利主体。因此，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角度，不能得出环境权主体是人类的结论。人类环境权论者从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找到了环境权主体是人类的依据，该宣言的原则一宣示，享有环境方面的权利和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主体是“人类”。其实，《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关于“人类”的措辞是“man”，它既有“人类”的含义，也表示个人，只是汉语文本翻译为“人类”罢了。“人权”一词的英文本来就是“rights of man”，罗斯福夫人认为，这一措辞可能使人误解为只是男人的权利，才有了“human rights”的用词。如果《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的这一措辞表明，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那么，所有的人权都是人类人权了。另外，解读《人类环境宣言》文本也不能说明环境权的实在法意义，该宣言原则一对环境权利的用语是“the fundamental right”，的确强调了环境权利的基本人权性质，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这一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淡化了环境权利的人权性质，其原则一对环境权利的表述是“they are entitled to……”，直到2002年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各国才承认考虑环境与人权的可能联系。23 将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作为第三代人权产生的标志，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可见，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文本论证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是无的放失。
　　人类环境权论的第二条进路是，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非对称性，即环境权指向环境整体，而环境义务则指向环境局部，但取得环境保护的理想效果，则需要所有义务主体的积极行动。个人的权利主张没有对应的义务主体，只有人类这一权利主体才能与人类这一义务主体对应。24 这种论证方法实在让人费解，既然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局部的，为什么不能让个人或社会组织承担环境义务呢？那为什么又出现了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非对称性的问题呢？诚然，环境保护需要所有人的行动，难到这不是由单个人的义务组成的吗？这种子矛子盾的论证，是由于预设了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实际上，环境权调处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其客体是国家行为，不是环境本身，权利内容是防御国家侵害环境的良好状态，又要国家促进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