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革的新动力——从“化整为零”到“合零为整”
季卫东
【全文】
思想困境与期盼结构
1979年以来持续了二十余年的中国改革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答曰：是传统社会的转型与产业社会的进一步转型这样双重的现代化齐头并进、纠缠不清。
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前一种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建立保护自由权的市民公共空间以及产业经济组织，而后一种现代化的目标则主要是建立保护平等权、社会权的福利国家以及超越功能和效率的人生意义之网，其实质表现为对前一种现代化（特别是产业化）的反思、批判以及纠偏。在欧美诸国的演变过程中，上述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基本上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实现的[1] 。但是，在中国，两者的关系却非常复杂。首先，作为产业化对象的传统社会本来就带有某种福利国家的色彩（这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的家产制德政的界定[2]），与对产业化的反思以及进一步转型的导向相映成趣，因而让人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欲投鼠而忌器”的顾虑。其次，作为最近二十余年改革对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单位”体制，既包含产业社会的成分，也包含福利国家的成分，使得现代化的话语以及反思性现代化的话语都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面临“理论结构深层次的自我矛盾”（金观涛语）或者“阐述中国的焦虑”（张颐武语）。于是出现了知识界的混乱和两极分化，或者把既存的现实认作定盘星，或者把一阵风似的知识时髦奉为“急急如律令”，或者在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叙事乃至学术泡影之间茫然自失、手足无措。
也正是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的改革实践不得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路线。针对复杂的问题状况和理论上的两难，政府的具体应对策略是把时间作为参量的“先后有序”以及在社会中营造出相应的“期盼结构”：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后实现共同富裕；先按照有效率的开发独裁的模式讲纪律，后按照分配公正的逻辑讲民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可以奏效的，但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经济要维持相当的速度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尝到甜头、看到盼头。换言之，只要经济的馅饼还在日益增大，即使切割分配上有些不公正，吃亏者所得的那份饼倒也未见减少甚至还会略有增加，这时肚里憋了些气他也仍然可以忍耐，当下的不满会与未来的满足相抵销。但是，倘若经济的发展一旦停滞，杯里分羹、鼎中染指的小实惠没了，甚至连希冀似乎也要落空，这时忍耐的底线就会显露出来。
另外，“先后有序”的策略还受到一个特殊事实的限制，即当代中国与东南亚中进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上有根本性不同，首先得通过化公为私的方式创造出一个资产阶级作为产业化的主导力量。这就涉及全民所有的资产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因此不得不提前思考分配公正的原理，不得不提前应对民主化的要求[3]。在此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过分强调公正就无法启动改革，而过分忽视公正又无法使改革成果合法化。如果改革不能及时甚至尽早在制度安排上找到适当的均衡点的话，实际上很有可能把旧体制的失败风险全部转嫁到下岗工人和破产农民身上，形成了该负责的集团不负责、已经受益的阶层永远受益、过去没有选择自由的人们现在除了自认背时倒霉之外别无选择这样一种极其不公正的事态。其结果，改革就有可能被低层造反的行为所否定，二十余年的努力或许将付诸东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种通过不断刺激景气而形成的实惠性期盼结构―― 盼股票牛市、盼搬进新房、盼加工资、盼添电器、盼回归、盼入世、盼奥运，等等。在有关的圆梦过程中，国家变得越来越像个控股公司那样的经营机构，政治本身也变成了特殊的利益分红方式。问题是怎样才能维持这样的期盼结构、避免幻灭？怎样才能在必要时别开生面，创造出一个更高尚的新型期盼结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