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批到审计：法治政府在行动
季卫东
【全文】
２００４年初夏，中国的行政改革以削减审批、加强审计为支点和杠杆，客观上形成了法治倒逼政治的态势。在松绑与反腐这两股雷霆万钧的压力的夹击下，不管主观上愿意不愿意，收支预算及其执行的透明化作业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司法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瓶颈，似乎也正在由行政改革来打破。
实际上，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国际承诺推动行政改革的步伐就明显加快了。其中一项非常突出的标志就是大举废除行政审批事项。根据官方机构的估算，入世之际中央政府至少还保留着约２８０００多项审批事项，其中认为应该而且有可能尽快废除的审批事项有４１５９项。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３年２月分两次先后取消了１１９５种审批权（占已清理出来的近期应废除审批事项总数的２８．７％、占中央规制总数的４．３％），并对其他８２种审批事项的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
行政许可法，侧重于压缩审批范围、明确权力边界、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措施以及问责机制，并为制度上的根本性改革――例如促进团体自治和市场竞争、从事先审批为主转向事后追究为主――提供了根据和条件。
行政许可法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开始生效，就公民和企业而言，将减轻办事的许多负担和烦恼；就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将面临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规制到服务的转型甚至自我革命。显然，这部法律的实施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行政审批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某类活动进行一般性限制，但通过行政机关对个别请求进行审查并按照一定条件裁量决定，可以解除有关的限制；这种解除一般性限制的决定权，就是行政审批。由此可见，审批的裁量性很强，其结果直接涉及社会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既是政府支配社会的重要杠杆，也非常容易被滥用。在中国审批因滥用而泛滥成灾，已经让民间有忍无可忍之声。
废除行政审批事项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１）保留一般性限制，既没有审批也没有根据一定条件的许可，到处都是禁区；（２）撤销一般性限制，实行没有审批的普遍许可，容许广泛的自由。中国颁布
行政许可法、废除行政审批事项的目的显然是在后者，即大幅度拓展市场竞争和社会自治的空间，给公民和企业松绑。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一直过大，又缺乏法治主义的制度性限制，加上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和不合理，因此，这样的改革举措是极其必要的，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赞扬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