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为应用法学，刑法学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发展、司法实践服务。建国后，尤其近20年来，我国刑法学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针对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立法或司法建议。但这种联系绝不意味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显然，当国家面临反腐倡廉的任务时，刑法学界重点研讨职务经济犯罪是必要的；当
刑法面临修改的问题时，刑法学界探讨
刑法如何修改的问题更是义不容辞。然而，若缺少对
刑法基础理论的全面研究，若没有
刑法各个基础理论问题上的突破性进展，刑法学作为应用法学，其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可能是效果甚微。在不久前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谈到了加强学术的独立性问题。有学者指出，“百年法学史证明，我们的法学太强调为社会改革实践服务、为政策服务了，法学家总是急匆匆地考虑如何以其学致于用，而无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学术本身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学术的幼稚与浮躁。学以致用，其前提是学要成为学。要使学成其为学，对学者而言，就要把治学本身当作目的。”（注：张少瑜：《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这种说法虽然片面，但对倡导扎实研究的风气，加强我国刑法学的学术基础及其独立性却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
（四）刑法学研究成果及其转化的关系。任何一部新法的出台，都与学术研究成果密不可分。1979年
刑法颁行后至1997年
刑法出台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了24个单行
刑法。这些《补充规定》或《决定》有不少是刑法学者基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危害行为在提出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广泛征集意见后才制定的。1997年新
刑法充分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单位犯罪的法典化、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等口袋罪的分解等，都是理论界长期研讨后基本达成一致的结果。对有组织犯罪、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环境犯罪等近年来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严重危害行为，在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例，然后写进
刑法中的。然而并非所有的理论研究成果都为新
刑法吸收。
刑法修改的结果与学者对之做出的努力相比还有相当的反差。刑法学界曾围绕财产刑、资格刑的设置，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等发表了颇具科学性的作品，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新
刑法采纳。这些理论已随着新
刑法的修订通过而失去使用价值了吗？答案并非如此，判断这些修改意见是否过时的标准只能是这些意见中“是否蕴涵着科学、合理地评判
刑法修改的结果的因素及今后进一步完善
刑法及推动
刑法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启发”（注：王敏远：《刑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理论研究成果是否被立法决策者采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种研究成果是否已被普遍认可。一些经过详尽、周密论证的建议没有采纳的原因，可能是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分离，也可能是这种建议尚未得到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赞同，因而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将未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价值的部分重新作以归纳整理，探讨各种修改方案的利弊得失，将为进一步完善
刑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