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呆账我怕谁
冯象
【全文】
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这个状况叫作“腐败呆账”。
为“迅速消化腐败呆账，挽救大批失足干部”，最近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经过五年探索，获得一项“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的科研成果：“为保密和消除退赃者顾虑，退赃者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也可由亲友代退)。退赃时，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一式三联)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据报道，此成果“跳出了反腐常规思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是献给全国人大、中央纪委、高法、高检、监察部等机关的一条“锦囊妙计”。配套实施的还有遗产税、赠与税、高薪养廉、奖励举报等一系列制度，统称“反腐特别行动”或者“一二三工程”(新浪网2004.5.31转载《了望东方周刊》)。
查网友评论，一片骂声。也有指课题组炒冷饭的，炒那个两年前就已经搞不下去只好撤销了的“廉政账户”(新浪网2004.6.17转载《中国青年报》毛飞文)。真是这样的话，又一笔国家社科基金扔水里了。
转念一想，问题不止是浪费。比如，“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参与课题组十二个子课题的“专家”共计六十九人，除了学者，还有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人大法工委主任，以及“部分地市的纪委书记等厅局级在任官员”(上引《了望东方周刊》)。他是当作好事报道。可是，腐败呆账主要发生在哪儿？在各级政府官员身上。因此官员(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便和本课题有了因职务和隶属而起的利害关系。从学术研究和调查设计的角度看，他们就应该是课题组调查分析的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受益方，而不能是课题的主持人和“专家”，以避免利益牵连或冲突，影响学术独立和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当然，政府部门需要经常反腐倡廉，拿出得力措施，但那不是学术研究，不应纳入国家社科基金的支助范围，混淆了官、学的分野。这个道理，跟政府不该允许官员参选两院院士是一样的。官员当中或许五百年内也会出一个华罗庚或钱学森，不能排除这一微小而珍贵的可能。但信誉和尊严是院士制度的生命，与其让官场的腐败有机会染指，宁可一刀切拒官员于门外。万一真有那么一位做出了“院士级”科学贡献的官员，授予他别的光荣称号和奖励就是了，例如从前人人称羡的“劳动模范”，或者申请吉尼斯(健力士)记录。换言之，可以请科学家院士出任部长，但不宜选部长充当院士搅扰科学。这是廉政的政策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