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查局问题。由于最初具体对外行文征税的主体是稽查局，人们可能获得的第一反映是起诉稽查局。但是，稽查局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这是我国税收政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所谓法定主义，除了征税的种类、幅度等实体内容由选举产生的代表通过法律设定之外，还意味着征税机关的法定主义。我们注意到税务总局自己发文强调过该机构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行政机关的创设权属于议会（人大）。
基于上述考虑，最初起诉的是稽查局的上级机构。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表示退税，原告撤诉。几天后，一个税务分所作出了同样内容的决定。原告又重新走了一遍复议和起诉。表面上看，原告在诉讼策略上失败了。但是从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来看，原告保持了一致性，而不是只问该不该纳税而不管谁来征税，所以在原则的意义上原告是成功的。
2、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和复议前置。
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在行政法学上有一个传统说法，这就是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这被认为是行政行为的效力特征之一。但是，在实际的行政决定行文和操作上，我们许多情况下又走了相反的方向。一般的行政决定最后都会写明复议和诉讼的期限，限期不复议或起诉的，行政决定就进入执行阶段。而且《
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诉讼期间可以申请停止执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现在受到质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主张改为诉讼过程中停止执行为原则，执行为例外。行政决定如果关涉重大紧急的公共利益，可以直接执行，否则最好不要在复议或诉讼期间执行，以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税收征管中行政决定的执行颇具特色。从执行意义上《征管法》将行政决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纳税争议，对于这一类争议实行纳税义务履行前置和复议前置的原则。《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交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后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可以上诉。第二类是其它行政争议，对于这一类争议遵循一般行政争议的常规道路。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税收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直接申请复议或诉讼，或在不服复议决定后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诉讼，又不履行义务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税收争议的义务履行前置原则，不是中国的独创。赞成者的理由是，第一、税收是国家基本利益，如果等到纳税人打完官司再收税，国家财政无法保证；第二、纳税是公民的
宪法义务或基本义务，基本义务优先于法律权利；第三、如果纳税人胜诉，事后可以由税务机关退还税款，不会给纳税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这三条理由都会遭到反驳。第一、征税是对财产权的合法剥夺，它关涉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样也损害公民的基本利益或权利。那种以为救济终结后再强制履行，国家财政就失去保证的想法过于天真。它假定了多数纳税人会走上复议或诉讼的道路。这种假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打官司是一种成本的消耗，纳税人即使想无理取闹也必须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如果说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推断，那我们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考察得出一个经验判断：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打官司的。第二、诚然，纳税是基本义务，但是获得正当法律救济的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纳税义务优先，那不是“花钱买”救济吗？第三、退还就不会有损失了吗？这是对资本的静止的机械的认识，资本的价值是有时间性的，超过一定时间的补偿，意义可能完全不同。而且，如果我们把事情设想得更复杂点，比如纳税人是上市公司，突然被要求就某种收入纳税，那么，征税的决定无疑会影响其股票行情。因此，从原则的意义上说，应该修改《税收征管法》，使之与一般义务的履行一致，但我们可以考虑规定纳税义务的时效不因诉讼而中止，如果纳税人败诉，需要加收滞纳金。面对滞纳金的风险，纳税人可以选择是否先交纳税款。当然，特殊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申请先予执行。
前置还有两个实际的理由。一个是，鉴于目前腐败盛行的现状，如果纳税人可以先不履行义务，那可能会为腐败提供一个新的渊蒌。另一个是，目前人们的纳税意识本来就很薄弱，如果取消该原则，那势必助长偷税漏税之风。上述两点是经验判断，不能否定原则判断的有效性，当然对立法决策者来说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