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教育已经差不多变成了这样一个自由交易的知识市场，但是这种思想自由在不自觉中趋向于同一个方向，大家一起自由地趋向于前面这些课程，自由地远离后面这些课程。这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因为前面的课程比起后面的课程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由此看来，思想自由就像自由落体一样，受到了外在引力的影响。今天，我们思想自由的引力已经不是政治权力，而是金钱的重力。然而，这样的思想自由是不是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样的选课自由和开课自由是基于马寅初校长所捍卫的“理性”原则，还是基于他誓死反抗的非理性的“压制”力量呢？
　　当然，大家都会说，追逐金钱不仅是自由的选择，而且是基于理性的选择。因为大家对这种自由选择都进行过反复的计算，理性不就是冷静、客观、全面的利害算计吗？大家不仅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证明这种自由选择是基于理性的，而且还可以用一大堆自由主义学说来证明这种思想自由的理性基础。说到底，大家都信奉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人”学说，所谓理性就是在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算计。这种思想正通过法律经济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们法学院扩张。
　　如果理性就是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计算，那么，怎么能说大家围绕金钱对人生精明筹划的自由选课和自由开课不是理性的呢？但是，倘若我们今天这种精明的筹划和计算是理性的，我们凭什么反对文革风格的大批判文章呢？凭什么反对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批判呢？凭什么反对学生罢课造反呢？因为按照“理性人”的思路，这种思想也是理性的，是基于特定人生处境下的理性最大化选择。如果把今天的北大和文革时期的北大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今天是赤裸裸的金钱引力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自由，那时不过是权力引力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自由，而金钱和权力不过体现了人性固有的野心，二者不过是理性选择的不同约束条件而已。
　　如果说大学的理性精神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话，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寅初校长当年捍卫大学之理性精神的战斗不过是一场虚妄的战争？马寅初校长捍卫的“大学之理性精神”究竟是什么，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精明计算的理性有什么区别呢？大学为什么要捍卫这种特殊的“理性精神”呢？为什么我们法学院包括整个大学越来越被金钱算计的力量所驱使呢？这是不是马寅初校长所希望的呢？
　　 三
　　我们不需要在欧洲历史上追寻大学的起源和理念。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京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探求真理和传播知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冲突中的失败使得大学必须面对现代冲击而重新探索中国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培养掌握这种真理和知识的人才，并通过这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来全面塑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为作为传统科举制度的替代，大学在养育国家的精英。因此，北京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既是思想的同时也是政治的。马寅初校长所捍卫的思想自由的理性基础就是这种真理意义上的理性，而不是工具计算意义上的理性。思想自由的目标在于探索真理，而不是进行利益的计算。这种真理意义上的理性包含了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区别，与抹煞这些区别的计算理性有着天壤之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形象就是象牙塔的形象，就是世外桃源的形象，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形象，由此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尽管由于大学的政治特征，使得大学所培养的执著于真理的人才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大学为捍卫真理而不断卷入到政治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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