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化论者认为：“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社会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6】此种法治论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有先验的法治之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是一个渐进发展的模式，它最需要的是时间；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惯例、传统。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运作机制，一是由国家或法律确认的维持体现新价值的法理机制；二是由宗族和村落维持的体现旧价值的礼俗机制或称“民间法”。法理机制具有规范条理清楚，适用范围广，外在强制力强的特点，是一种带有“公”的性质的深层规范，采用的是一种压制型方式，而宗族制度更多的是靠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良心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属于一种“私”的潜层规范，采用的是一种补救型、自治型的方式。民间法中不排除具有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要素，因此，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挖掘法治资源，利用中国的习惯和惯例，也可达到法律可预期性的效果，并降低法律执行的成本。但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使这种法治发展模式陷入困境，中国社会具有以家族本位而非个人本位，隆礼重法，重农抑商，任公而不任私的传统。这使中国社会中法治化的本土资源极为有限，本土资源是否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值得探讨。实际上中国社会是以“儒教理性主义”为观念主导的社会，“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体现了一种与近代理性法律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亦即强调适应现世而淡化对现世的理性改造，注重宗法秩序而忽视个体自由，注重实质公道而排斥形式法原则，”【7】中国社会中的儒教伦理实际上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观念障碍，由此观念衍生进化的法治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宗族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其势力的恶性膨胀会导致对国家公权和个人私权的侵害，法治化进程中，对宗族的利用的范围和力度势必是有限的。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关系网本位，使中国市场资源的配置往往依靠于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熟人社会”的模式，使市场原则不能有效的发挥，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并协调或者规制市场行为的法律得以规避。这些因素把中国的法治化放逐为一个缓慢的进化历程，同时也会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落后因素的膨胀，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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