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的观念基础-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与儒家这种非功利的传统相对应，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仁”的思想不同，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不是一种不进行追问的“直觉”，对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须理智计算，或主知识，便须理智经营，或主绝对，又是严重的理性。”[10]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就开启了知识论的传统，对本体的追问成为西方哲学的特质，理性主义对本体的追求本身就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重视结果，强调理智和算计，本身就是功利主义的体现，理性主义对神性的“去魅”对人性的张扬，也使人们勇敢的追求自我，追求私利。所以西方文化以功利为尚，对私有财产权大胆的追求，作为自我的正当权利而主张。西方尚功利的传统蕴涵着利己主义的观念，西方自然法的传统崇尚自然平等，并将其与利己联系起来，在西方观念中，“自然”就是自私或者利己，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奉行这种自然法则就是奉行正义，这种利己主义的观念直接滋生了私有财产权的权利观念，同时这种利己主义的观念也是西方好讼传统的观念基础，因为利己符合自然正义，所以，人们应该“为权利而斗争”，主张私有财产符合人的本性，符合自然正义。
　　在义利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是以作为“直觉”的仁的理念为基础，儒家“仁”的思想，以至善的道德理想作为内在支撑，是儒家的哲学体系演化为系统的道德命令，以此来淹没个人私利，消解人们对私有财产权的正当主张，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思想内涵着轻利的价值倾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所蕴涵的功利因素，启蒙哲学对人性的张扬则为私权奠定了道德基础，使人们借助于理性来论证私有权利的正当性。
　　三最高权威与终极权威：中西社会财产权利的合法性依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不分，《诗经》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公有是统治者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基础，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权和财产权合一，尽管家庭财产为每一个家庭成员所拥有，但是财产管理权却掌握在家长手中，因此，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其并不是权利的主体，每个社会成员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治，即个人的财产权并不是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何况从家到国，中国人都讲究名份，所谓“份”，无非是人身依附，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中国古典社会中，社会个体既无权治产，也无权治身。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和家国一体化，使整个中国社会以群体为本位，并以此来确立最高统治者的最高权威。因为在中国社会，最高统治者是最大的家长，父权和统治权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巧妙结合，社会成员在家庭中听从家长的命令，从而建立父权的权威，而在整个社会中，作为最大家长的最高统治并因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且父权作为一种财产管理权在整个社会的延伸，就演变为国家是为管理整个社会的财产而存在，在中国家族本位的文化逻辑中，国家和法律先于财产而存在，所有的土地都归最高统治者所有，并由国家分配给百姓使用，法律的作用只是赋予百姓一定的财产，在这里法律高于财产，财产权利是由法律创造出来的，立法者是绝对的主宰，应该支配劳动者及其全部劳动果实，国家和政府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果实具有天然的权利，政府和国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是绝对的善，百姓应该感谢国家和政府的恩赐，根本不会站在防恶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当天下民不聊生时，有志之士只会为民请命，而不是为民请愿，主张权利。然而，在具有经验主义人权的英国，“人权”是人民所固有的权利，人民与君主的斗争是向君主夺回人民所固有的权利，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才有《权利请愿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