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的观念基础-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在古代文献中可以发现“权利”这样的字眼，“《荀子·君道》谓‘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贯其能无离守也’，《史记·魏其武安候列传》记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等等，”[4] 《唐书》中有“不喜交权利”的话，意思是“不愿与有权和有利之人结交。”[5]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利”是指“权势货财”之意，强调的只是财产和利益，而且往往与权威和权势相连，而没有道德上正当的要求或者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义利之辨，“义” “利”与的对立并不是对正义与权利关系的探讨。“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诉求，“义”是其中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之一，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并不是西方法律文化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意。《中庸》中云：“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做的即是义。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作为人道的义，并不是以正义为诉求，而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类似于康德所说的“道德命令”，因此，笔者不同意夏勇先生关于中西正义观的分析进路，[6]不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与正义观相联系，正义观是关于何为正当的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是纯粹的道德命令，是“应当”之意，而与正当无涉，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讲应当而不讲正当，讲仁义而不讲正义。从逻辑基础上，中国文化中不能推导出权利的概念，而只存在权威和权势的概念。以仁义为逻辑基础的中国文化追求内圣外王的统治秩序，在财产权的来源上也是基于“国家主义”的推定，因此私有财产权在中国并不存在市民社会的内设，往往是国家所赋予的，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权并不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防御性质，因此，在中国私有财产权与民主政治无涉。
　　二轻利与功利：中西文化中的义利权衡
　　义利之辨在儒学传统中以一贯之，不计较利害是儒家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并演化为中国的风尚，深化为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重义轻利的主张肇始于孔子。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讲究“重义轻利”，但是儒家这种不计较利害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反对利，而是反对个人私利，仍注重“天下之利”、“人民之利”，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这种强调功利、轻视私利是以其最高的道德追求“仁”的思想为基础的，孔子认为，所有的美德都来自于仁，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所谓仁是敏锐的直觉。“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7]孔子说讲的仁即直觉，即不对客观法则进行追问，只是提出一个至善的道德理想，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于国人交，止于信。”[8]儒家将这种至善的道德理想提高到天理的高度，认为“完全听凭直觉，活动自如，自能不失规矩，就谓之‘合天理’；于这个之外自己要打算计量，就通通谓之‘私心’‘私欲’。”[9]这种天理与人欲分立的主张在宋明理学那里发展到了极致，朱熹以“无私心”、“合天理”释“仁”，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确的以天理反对私欲，反对私利。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存公去私”的观念，实际上根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中重行为动机、轻行为效果的非功利的内在品性，这种态度发展到极致，就是董子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还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个人利益服从于道德义务，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种道德理想之下，利己主义不仁不义，有害于社会，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人们应该牺牲个人的私利，应该“舍生取义”。利他主义的道德诉求根本不可能产生财产私有的权利观念，人们要服从的是道德义务，而并不能主张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