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护法使命
陈兴良
【关键词】无
【全文】
美国学者德沃金指出：“法院就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是帝国的王侯。”这是德沃金的名著《法律帝国》一书的解题之笔，表述了法官在法律帝国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德沃金的这一论断不无夸张与偏颇，他还是道出了法官之于法治的重要性。我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部干涉。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人民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进程必将形成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格局。那么，在这种司法格局中，法官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追问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在儒家伦理法的主导下，以礼入法，出礼入刑，在礼法之间存在表里关系。因此，法官的使命不是实现法的价值，或者说，法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只有礼所内涵着的伦理内容才是法官所追求的价值，为追求这种伦理价值，往往牺牲法律的形式。德国著
名学者韦伯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时，将中国古代法律描述为是一种世袭结构，这是与世袭制的国家形态相联系的。在这种世袭制的国家中，缺乏理性的立法与理性的审判。因而，存在这样一个命题：“专横破坏着国法。”法官对任何大逆不道的生活变迁都严惩不怠，不管有无明文规定。最重要的则是法律适用的内在性质：有伦理倾向的世袭制追求的并非形式的法律，而是实质的公正。因此，这是一种韦伯所说的卡迪司法（Kadi－Justiz，Kadi系伊斯兰教国家的审判官）。在这种卡迪司法中，法官承担的不是护法使命，而是沉重的伦理使命。因此，法官往往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径直根据伦理道德观念，甚至儒家教义对案件作出判决。
我并不否认司法与伦理的联系。但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法官之所以成其为法官，是由于法的独立于伦理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官只能通过司法来实现伦理使命。因此，护法使命对于法官来说才是最根本的。在法治建设中，我认为需要大力呼唤的是法官的护法使命。
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因此，法官追求的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罪刑法定主义就是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现。罪刑法定主义要旨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法官只能严格地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某一行为，只要
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即使其有社会危害性，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不应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