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法律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行为标的数额，以及本人的智力或精神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为判断（《意见》3条、4条）。又此项规定系采取英美法之必需品契约（contract fornecessaries）之原理。
惟何种行为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难以一概而论，应就其具体情事认定，且其认定之正确与否，对于调节限制行为能力人之自由生活及其财产散逸之防止，关系甚巨，不可不慎。但于不违反限制行为能力制度目的之范围内，宜从宽解释，使其扩大合理的自由生活之范围，以谋个性之自由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行为，如利用自动售货机，利用公共交通工具，进入游园场所，即可归入此类中。
（3）关于特定财产之处分
关于特定财产之处分，以及关于特定营业之行为，现实中所在多是，惟立法上并无规定。台湾民法第84条规定：“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处分之财产，限制行为能力人就该财产有处分之能力。”在我国，若这种财产之处分，关涉日常生活中必需之行为者，例如为父母者，遣其子女，游学他方，而予以若干资财，以供费用。则其就该项资财，缴纳学费，僦居宿舍，添置衣物，购买书籍等行为，应以之按（2 ）处理，使之有效。台湾民法第85条规定：“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营业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关于其营业有行为能力。”可资借鉴。
2.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之有偿行为
非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所得独立实施之有偿行为，应得同意而未经同意者，其效力则应视单方行为抑或合同行为而有别。（1 ）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单方行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无效（《民法通则》58 条1款2项）。故其为契约之解除、债务之免除行为者，应受此条规制。（2）在合同行为的场合，未得同意时，则其效力， 系于法定代理人之是否追认，未经追认前，合同不生效力，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47条1款）。此时《合同法》第47条2款更设保护交易相对人之规定。
首先，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回之权利。 若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嗣后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经其本人追认，合同有效，即无撤回之可能。若相对人行为时，知对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属自甘冒险，自无优予保护之必要，故不得撤回。撤回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其次，相对人有催告权。有催告权之相对人，无需为善意。盖相对人预料限制行为能力人嗣后会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或者预期其法定代理人会予追认，而与之交易者，非无其事。相对人催告之对象为法定代理人，但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成年、参加劳动、或者精神恢复正常，（《民法通则》11条、19条2款）而有完全行为能力时，也可对之催告。惟《合同法》于此未有规定，不无遗漏。
相对人之催告，旨在尽快使法律关系确定，但限制行为人之利益亦须一并斟酌。47条2 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显有不妥。何则？若交易于相对人不利，其于催告时定一日、二日，请法定代理人确答，虽亦在一个月内，但限制行为人终不得保护矣。台湾民法上规定，相对人须定有一个月以上期限（台湾民法第80条），固较得宜，德国民法第108条规定“追认仅得在收到催告后二星期内表示之”，从而将催告传达中的风险由相对人负担，被催告人之考虑期又得保障，于细微处更见法律之真精神，实值参照。故《合同法》第47条2款所谓“一个月”，毋宁解为法定代理人收到催告后一个月，较为妥当。
经相对人催告后，法定代理人于催告期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按《意见》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该条涉及明示、默示和不作为的默示，即相当于传统民法学上的直接表示、间接表示和沉默。在某种事件，当事人既未明示其意思，亦不能藉他项事实推知其意之所在，而始终无所表示者，是之谓沉默（Schweigen;silence）。沉默系单纯的不作为，并非间接的意思表示（默示），由于沉默并非意思表示，故原则上不发生法律效果。惟依当事人约定或在习惯上有时将沉默视为或解释为“意思表示”。除约定及习惯外，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形将沉默视为一定内容的表示。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沉默，德国学者称之为“规范性的沉默”（normiertes Schweigen），亦有称之为“拟制的意思表示”或“非真正的意思表示”。 既然沉默本质上并非意思表示，故沉默者有无意思能力，应在所不问。但若称为“不作为的默示”，那么行为人是否要有意思能力？在47条2 款（同样的在48条2款）的情况下， 因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丧失意思能力，致其于催告期内未作表示的，得否视为拒绝追认？这些便会成为问题。故笔者建议，该司法解释之措辞应作修改，避免概念使用上滋生歧义。
二、表见代理人签订的合同
《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专门规定了表见代理，补充了《民法通则》在这方面的漏洞。但在表见代理之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方面，在学理上尚存在尖锐的争论。为此至少要回答如下问题：
1.无代理权人“代理行为”的相对人是否都值得保护？
相对人或者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或者不相信。不相信时，自当谨慎行事，查实行为人之资格；若因过失，未经查实，遂率尔行事，咎由自取，法律自无干预之必要。故法律所应措意者，唯信赖行为人有代理权之相对人耳。相对人之不相信，应由行为人举证，否则，应推定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2.相对人之信赖客观上有无应当信赖之理由？
信赖作为相对人主观之情事，尚不足以确立法律对其保护之正当性。盖若客观上并无可信之征象，合理之第三人处此情境，亦不会相信时，而相对人却轻信之，此种轻信，乃其个人性格上之缺陷，由此招致之危险，法律自无转嫁之理。故必客观上有值得相信之正当理由，即确实存在行为人有代理权之表象。不管是本人所授与之代理权继续存在之表象（der Rechtsschein des Fortbestehens einer Vollmacht），还是本人授与代理权之表象（der Rechtsschein der Erteilung einerVollmacht）， 皆足令人信其为真，故信赖者惟于证明此等表象之存在后，始应受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