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帝舜对大臣的分工来看，比之帝尧时代，帝舜时代的社会分工细化了，职官制度严密了。帝舜封伯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封弃后稷，播时百谷；封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封皋陶作士，掌刑罚；封垂共工，掌营造；封益作虞，掌草木鸟兽；封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封夔典乐；封龙作纳言。[4]掌刑罚的士只是诸官之中的一官，其位居中。从法制的角度看，平水土、播百谷、敦五教、施刑罚、供营造、繁草木、典礼仪、作乐舞、纳谏言都是法制范畴中的事物。鲧之被殛就是因平水土无功，是渎职而受刑。我们不能目光仅盯其被殛，忘了其渎职。渎职受罚，说明职制明确。对照当今社会的职制并不那么严肃，我们当慨叹先人之明慧吧！
我们从《尚书》的《虞书》读到《夏书》，《禹贡》是大禹治水的过程记录，是当时的国家河山图，物产调查档案，又是当时国家的地理政区和财赋制度的法律篇章。
从黄帝到尧舜禹，中国法起源、生成，应该说，其路径是明晰的。其后的中国法变化发展，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此文不作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炎黄以降的这样一个强盛的家族（氏族），始终掌控着九州大地，其政权的更替，有平稳的交接，也有刀兵相残，但一直不需要外力的加入，尤其明显的是，人始终是自己的主宰者，神的地位是很不显著的。
与此相对照，古老的希伯来民族是一个长期居无定所的民族。希伯来人是闪米特人的一个分支，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曾统一巴勒斯坦，定都耶路撒冷，建立起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但大卫之子所罗门王死后，希伯来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前者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王国，后者于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王国。犹太王国灭亡时，大批犹太臣民被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此后，犹太地区先后处于波斯帝国、古代马其顿等的统治之下。公元前168年，犹太人在犹大•马加比领导下发动反抗塞琉西王国统治的起义。公元前141年，犹大之弟西门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马加比家族的统治，即哈斯蒙王朝。公元前63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后，犹太人遭到残酷镇压，绝大多数犹太人逃离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
公元前12～前11世纪间，以色列人在与外族冲突及内部纷争中，各氏族间先后形成12个部落，共同信奉耶和华为唯一真神。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占领耶路撒冷，焚毁圣殿，并将大部居民掳往巴比伦。犹太人认为此乃自身犯罪、背叛耶和华另拜其他神祇所受的惩罚，唯有向耶和华认罪祈求，方能重返故园；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由此愈益加深。处于深重灾难中的民族无以自救，不得不求助于神，这是民族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5）犹太人的宗教情结，应该是这一学术观点的极好佐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倘未发生圣殿被毁和巴比伦之囚事件，最后的结果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犹太人只是在感到其信仰濒临全面覆灭的绝境时，才不得不编纂正典，为其传统信念找出永存的形式。这一抢救和重修古籍的行动是民族危机的真反响。其成果——一部经典——最终成为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它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6）加百尔等人所评说的不仅仅是《圣经》的产生，而主要是犹太人编纂《圣经》以宏扬宗教之热情的源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