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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介绍说，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中，较具影响的有《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国交涉便法论》，它是晚清翻译的第一本国际私法著作。
此外，《输入》还谈到了江南制造局的另外两部公法著作，一部是《邦交公法新论》(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yJ.H.Ferguson Hague, London, 1884),1901年出版另一部是《公使指南》六卷(Guide Diplomatique and Treaties from Chas. V. De Maertens)。
当时的译书方法，不管是同文馆还是江南制造局，都是采用西译中述，即由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译书方法，因为外国学者不精通中文，中国学者又不熟悉外文。用这种方法译出的书，其忠实原文的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但这批译著是将国际法介绍到中国的最早的参考文献，正是依靠从这批译著中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晚清政府开始了中国依据国际法与各国交往的历史。
如果说晚清政府从上述译著获得的国际法知识多是理论的话，那么中国早期出洋的官员们从他们的外交实践中获得的则更多是国际法的实践知识。《输入》认为，他们为国际法输入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这些外交官中，《输入》特别介绍了郭嵩焘和曾纪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国际法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并凭借这些知识为维护国家的合法权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法”的名称是由日本传到中国的。《万国公法》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即从中国传入日本，并先后翻译达五次之多。日本学者箕作麟祥认为汉译“万国公法”不能准确地表达愿意，遂首先采用“国际法”一词，后通过留日学生的译述再传入中国，并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输入》介绍了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将一批日本国际法讲义译介到中国，并在报刊上论述和介绍国际法知识的情况。这些译介中除国际公法的著作外，还有一些国际私法方面的著作，国际法公法的著作中有一些战争法的著作。这些著作比丁韪良等人的翻译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这些著作在国际法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更重要的是，正是是20世纪初期这个阶段，通过留日学生之手，流行于日本的一套国际法词汇传入中国，使得大量的国际法中文名词得以确立。
五、为什么要研究国际法输入中国的历史
国际法输入中国的历史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它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本身。
国际法传入中国的19世纪中叶，记载着另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屈辱、自卑和仇恨。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看，这是一个痛苦和沉沦的过程；但从历史的机遇看，这恰恰又是中国由封闭走向世界的契机。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口“如何认识新的国际生存环境，调适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就成为晚清中国最具有现实性的课题之一”。
国际法是伴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夹杂着战争的腥风血雨进入中国的。西方国家将他们创造的、适用于他们的国际规则强行带入中国，并要依照他们的原则来规范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是被迫接受国际法的。
然而，这种接受却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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