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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传入中国的历程(评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输入》详细介绍了丁氏来华后的活动。他于1850年到宁波传教。在宁波期间,他学习了中文,并与当地清朝政府官员有往来。1858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了两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翻译,并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他于1862年开始着手翻译《万国公法》一书。
  丁韪良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翻译工作,《输入》作者提到,丁氏曾经为《万国公法》写过一篇英文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丁氏谈到,他从事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还认为,这项工作是“在影响上不会次于圣经的翻译”。丁氏在序言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要通过《万国公法》的翻译,促使中国人接受欧洲国际法,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规范在为西方所认可的范畴内,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关于《万国公法》的初版时间,多数学者认为是1864年,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是1865年。《输入》一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万国公法》最初出版时,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版本,而应该是两个版本,一为刻本,一为活字本。刻本扉页上印有“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即1864年11月)和“京都崇实馆存板”字样,卷前仅有张斯桂一篇序文。而活字本同时收有董恂的序文和张斯桂的序文,该本中未说明印行时间和地点,内容与刻本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根据董恂序文所署时间看,其出版应于1865年。《输入》一书作者的结论是,刻本的印行于1864年,活字本的印行于1865年。因此,《万国公法》的初版似应肯定为1864年。
  另外,除了上述这两个版本外,《万国公法》后来被多次刊行,尚出现过上海申昌石印本(1898年)及多种私刻和盗印版。
  关于丁韪良,还有一个问题是,除《万国公法》外,他还有那些国际法译著和著作。上述《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称,丁氏“曾将美国惠顿《国际法原理》译为《万国公法》,其后并译有《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主要著作有:《邦交提要》,《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花甲记忆》。”
  《输入》则介绍说,1874年丁氏在同文馆总教习任上曾提出了译书计划,并与其他师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翻译活动。其中最具影响和价值的当属国际法的译著。这些译著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例新选》、《公法新编》以及丁氏自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关于这几本译著,《输入》作了介绍。
  《星轺指掌》是专门论述公使领事问题的著作,依据德国人马尔顿(Martens)的《外交指南》(LaGuide Diplomatique)译成。该书应出版于1876年。这是同文馆正式翻译的第一本国际法著作。
  《公法便览》是同文馆时期丁氏翻译的较为重要的一部国际法著作,出版于1878年。该书作者为美国学者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 其著作原名为《国际法导论》(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公法会通》是丁氏在同文馆翻译的又一部国际法的著作,出版于1880年。该书原作者为德国法学家布伦(J.C.Bluntschli),原名为《文明国家的近代国际法》,1868年出版于瑞士。该书被译成了法文,名为LeDroit International Codifie(《国际法法典》),中文译本由法文转译而来。《输入》特别提到,在同文馆翻译的国际法著作中,该书的质量较高,19世纪末最受知识界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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