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人们偏向以“著作等身”、“鸿篇巨制”、“学术进路”作为评判学者价值的标准时，贺卫方因其体系化的学术著作少有面世而社会活动“过于忙碌”开始招致一些批评，在学校、在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他学术无长进、老调重弹、牺牲学术而过多参与现实不值得的种种议论。面对这些批评、议论，贺卫方总是以一种坦诚、宽容和深刻反思的心态面对，尤其是对“爱之深，责之切”的学生，他甚至会感到不安和自责。在一篇回应文章中，他说道：“．．．．．．能够得到大家如此关心，心中极感温暖，同时，也极感惭愧．．．．．．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现状的严重性，也会想方设法地改变这种状况．．．．．．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究竟应当怎样设定自己的角色，以怎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
　　尽管困惑、甚至孤独，但在现实中努力做事的步伐却从未停止。从将《比较法研究》塑造成为国内一流的法学专门刊物到2000年入主《中外法学》，“把一个险些沦落为北大法学院‘自留地’的《中外法学》变成真正开放性的‘公园’”；从翻译《比较法总论》、《法律与革命》、《美国法律辞典》诸书到担任众多大型法学丛书的编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副主编（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司法文丛”、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从1998年起，蝉联三届由学生评选的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到1999年度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一等奖、2000年度当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并位居第一；从早年间极富先见性的《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到《对抗制与中国法官》和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无论是作为编辑、译者，还是身为师者、学人，贺卫方其实都已给我们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作为一名身处转型时期的法学家，贺卫方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探索所取的是一种知识角度的进路。在一次访谈中，贺卫方对自己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的阐述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现在的各种所谓某某主义派系都跟我不沾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作更细致或者更复杂的划分，而很难用贴标签的方法归类．．．．．．我觉得我有点儿像另外一种保守．．．．．．怎么解释呢？比方说，在法律专业里，我把法律理解为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我偏向于认为知识很重要，古往今来的这一套东西很重要，我自己强调的我们应该重视的东西恰好是西方古典的一些东西，即西方从古罗马就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一套东西。但是有人说，西化是一种激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我是激进的。但是我又可以理解为保守，因为这是保守某种超越了国界、具有悠久传承历史的专业化知识，我认为这也算是一种保守吧。不过我觉得保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搞法律的人应该有一种保守的气质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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