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现时的这种情况，我们显然有必要通过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
三、法律是否可能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
前已述及，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但法律是否可能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呢？“公共利益”属于不确定法律用语。法律之所以使用不确定用语，是因为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很难用列举的方式将其范围界定清楚，如果硬行界定，似将导致以形式的公正牺牲实质的公正。这样说来，我们可不可能以法律界定“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至少界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呢？
考察我国和境外的法律实践，法律界定“公共利益”一个基本涵义和大致范围应该说还是可能的。
例如，我国《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本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该法通过列举加概括再加排除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问题：该法首先列举出可能列举的行政诉讼可诉具体行政行为（共七项），为避免列举不能穷尽的问题，再设一兜底性条款，将立法时不能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即所有涉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概括性地列入，然后排除出立法时确定不纳入行政诉讼，即不作为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虽然《
行政诉讼法》通过这一方式界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然并非十分明确，但大致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
《
行政诉讼法》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方式能否作为我们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借鉴呢？我认为是可能的。
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法》即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该法第２０８条规定：因下列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分析该条规定，可知前八项为“公共事业”（即实现公共利益需要之事业）的列举性条款，最后一项为“公共利益”的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在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之前，还设了一限制性条款：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何谓“必需”，虽然是一个不确定用语，但它构成对个案中“公共利益”范围的一个有效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