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什么是“公共需要”，什么是“显然必需”，什么是“公平补偿”，都是不确定用语，《宣言》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界定。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公正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什么是“公正补偿”，亦为不确定用语，该修正案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界定。
日本
宪法第
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期适合公共之福祉。私有财产，在公正补偿下得收归公用。这里的“公共福祉”、“公正补偿”，也都是不确定用语，该
宪法条款亦没有对此加以明确界定。
对于这些不确定用语，虽然各国宪法没有对之加以明确界定，但有的国家通过具体法律、法规明确其涵义和范围，使之具体化，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则是由执法者根据其法律理念，根据其对相应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的理解，就具体个案的情形对之作出其认为最适当的解释。如果相对人对之有疑义或异议，则可诉诸法院，由法官作出最终解释。
在西方国家，
宪法和法律往往使用较多不确定用语，并赋予执法者和法官以解释这些不确定用语的自由裁量权，其目的在于缓和法律在个案中的刚性、防止僵硬和机械的法治主义以过分的形式公正损害实质公正。因为个案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法律很难用列举的方式穷尽“公共利益”等不确定用语应适用的各种情形。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执法者和法官滥用法律解释权，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风险呢？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不过，这种风险在法治社会中是比较小的。因为，其一，在法治社会或法治较发达的社会，法律人（执法者、法官、律师、法学者等）通常都接受过共同的法律教育，具有基本相通的话语和对一般法律概念、法律理念的基本相同或相通的理解；其二，法律人通常都具有较高的素质，他们不是只能机械适用法律规定的法律工匠，而是能够运用其法律理念，将不确定法律用语与相应法律目的、原则、精神机智地、灵活地适用于具体个案的法律艺术家；其三，法律共同体长期以来已形成一套维护、保障执法和司法公正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较大限度地激励和制约法律人，使其不想、不敢和不能利用解释不确定法律用语搞腐败。
很显然，我国的情况与此不完全相同，我们正在建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但现在离建成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首先，我国的执法者、法官和其他法律人尚未普遍受到共同的基础法律教育和法律训练，法律共同体尚未有完全相同的法律话语，其二，我国的部分执法者和法官的法律素质和人文素质还有待提高，不少人只知机械地适用法律，在遇到法律规定不甚明确或类似“公共利益”一类不确定用语时，就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一筹莫展；其三，我国法律共同体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和制约法律人行为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一些人在遇到法律规定不甚明确或类似“公共利益”一类不确定用语时，不是运用法治理念，将不确定法律用语与相应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结合，灵活和公正（实质公正）地处理个案，而是滥用自由裁量权，通过恶意地扩大或缩小（甚至歪曲）相应不确定用语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为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好友，或为对自己行过贿，给过好处的相对人谋利的目的，而这样做乃是以牺牲大量其他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社会的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如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为开发商卖力地征收农民土地，拆迁城市居民房屋，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但其实质是为开发商赚钱，损害农民和城市被拆迁户的利益，其结果往往还以破坏农村耕地，损害国家土地资源，破坏城乡生态环境等为另外的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