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公众可以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或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舆论机构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参与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改进国家管理。例如，
宪法第
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宪法第
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信访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等。27
（六）
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自治，参与管理有关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宪法第
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除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外，还协助人民政府和它的派出机关开展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28《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除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外，还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村民委员会对于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如修道路、建学校、确定乡统筹、村提留、集体经济项目承包、集体经济收益使用，以及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均须提请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讨论决定。29
（七）公民通过结社，组织各种行业协会、社团等，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和管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行业协会、社团（如律师协会、医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消费者协会、妇联、青联、学联、残联、侨联）等非政府组织发展很快，我国目前有正式登记成立的全国性社团1712个，地方性社团15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1万多个，至于未经合法登记自行成立的社团则更多（可能为正式登记成立的社团的10倍左右）。30尽管在这个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中，有一个相当大比例的民间组织其民间性不足、自治性不足，与政府有过于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被人们称为“二政府”，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毕竟在逐步民间化、自治度在逐步提高，逐步成为所在组织的成员的真正代言人和权益维护者，从而它们是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无论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听证，还是一般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如价格决策、规划决策、人口、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决策，非政府组织都在起着越来越大的，非公民个体所能起的，极为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众参与制民主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较前两个阶段有下述三个较明显的特色：其一，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同步发展。公众参与是在法治的环境下参与，依法参与（不是脱离法律约束的“大民主”），参与的途径、形式、范围、程序均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法治亦是在公众参与前提下实施的法治，法的制定、实施、修改均有公民或公民组织的参与，以反映和体现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其二，公众参与的目的是维护自己具体的，实际的权利和利益（不是为“空头政治”目的的参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团体的公众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利益，人们正是在这种参与和参与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其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其三，公众参与的种类、途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纯“群众运动”式的参与）。就种类而言，既包括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如参与立法、决策、具体行政行为等），又包括参与经济文化事业管理（如参与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科教文体的发展规划等），还包括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如参与环境保护、卫生保健以及社团章程、村规民约的制定等；就途径而言，既包括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参与，又包括通过信访、报刊、电视等舆论渠道参与，还包括通过协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就形式而言，既包括口头意见陈述、申辩、建议，也包括书面意见、建议及论证报告，还包括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决定、行政规章、行政法规的试拟稿和直接参与行政决策等。
二、 公众参与的战术意义和战略价值
现代民主主要是代表制民主――间接民主，而古代社会的民主，如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希腊人的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31奴隶制时代的雅典民主，则主要是参与制民主――直接民主。32由参与制民主发展到代表制民主，这自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像今天中、美、俄、英、法、德这样的大国，实行民主制如果不采行代表制民主而采行全民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的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代表制民主相对于直接参与制民主，除了后者在现代国家不具有可行性（除非是人口不过万，面积不过几百上千平方公里的特别小的国家）以外，前者还有诸多为后者（如果后者可行的话）不具有的优点：其一，人民代表的素质一般高于普通公民，从而代表机关作出的决策的质量一般要优于普通公民集体作出的决策；其二，人民代表大会相较全体公民大会，人数较少，较易于形成共识和达成、通过相应问题的决议，效率较高，全体公民大会人数众多，难于形成共识和达成、通过相应决议，效率低；其三，代表大会讨论问题通常受较严格的程序制约，从而形成决议可能较慎重，全体公民大会可能较易于受情绪影响，受人操纵，从而可能形成某些过激的决议，甚至可能演成“多数暴政”；33其四，代表制民主较直接参与制民主经济。试想，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只有几万人或几十万人的小国，如果每决定一个重大问题均要召集全民大会讨论、投票，那要花费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