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合同无效还有诸多原因，具体地是否发生缔结过失责任，应当视具体的无效原因情形判断。效力未定的合同，在不被追认而变为无效的场合，是否发生缔结上过失责任，也应当依具体情形判断。
2．合同被撤销的情形
在因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合同场合，主张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有过错（故意或者过失），则应当赔偿由此而使对方遭受的损失。[12]此项规定的性质系属担保责任，不以表意人的过失为责任要件，因此是否可认为属于缔约上过失责任之类型，虽有疑问，但据其发展史观之，基本上仍建立在缔约上过失思想之上，但加重了表意人的责任，不以过失为责任要件。在因显失公平而主张撤销合同场合，主张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即因签订合同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有过错，应当赔偿因撤销合同而使对方遭受的损失。在因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而撤销合同场合，受欺诈人、受胁迫人或者受损害人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如果他们因签订合同而受到损害，比如为缔约而支出了费用，或者丧失了其他缔约机会，可以要求具有过错的欺诈人、胁迫人或者乘人之危人进行赔偿。
（三）合同有效型
对于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我国学理多不予承认。其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初罗马法上典型的于自始客观不能合同无效的情形（后来被作为缔约上过失的典型例），是非常少见的；而大量存在的，则是合同有效型的缔约上过失问题；特别是与消费者保护相关联，这一类型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在国外的判例和学说上得到了多姿多彩的展开。
在罗马法上，只是在自始客观不能的买卖合同场合（比如不融通物买卖及不存在物的买卖），承认依买卖合同上的诉权请求信赖利益或消极合同利益的损害赔偿。及至耶林1861年提出缔约上过失，则对罗马法上的个例予以扩张，将“合同无效——消极合同利益赔偿”之图式予以一般化，在德国普通法上居于通说地位，并影响至德国民法典的若干规定（尽管没有一般规定）。[13]而关于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问题，在学说上是由德国学者莱昂哈德（F Leonhard）于1896年最早提出，由于当时德国民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因而这一见解并未对德国民法典发生影响。德国民法典生效后的十年间，德国民法学通说将消极合同利益赔偿限定于法定的案型。不过，在1910年，莱昂哈德再度主张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1912年4月26日被德国法院判决采纳，此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结场合的缔约上过失一直成为通说见解。[14]
《合同法》第
42条第2项虽未言及合同成立与否，其实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留有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
1．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在我国法上，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合同法》第
42条第2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两类行为中，前者属于不作为，后者则属于积极的作为，但均属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行为。应当注意的是，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虽发生在合同缔结阶段，却是可以与合同不成立、无效、可撤销及有效诸类型相伴而存在的。诸此类型，尤以合同有效型具有典型性，故在有效合同型中说明。
2．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以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及乘人之危的合同，作为补救手段，
《合同法》第
54条赋予了受损害一方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的权利。而
《合同法》第
58条相应地只是规定了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其中包括缔约上过失的赔偿责任，却没有规定变更合同后能否发生相似的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与《
民法通则》第
61条第1款保持了一致。对于《
民法通则》第
61条第1款的规定，早有学者指出过这一问题。[15]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又遗传给了
《合同法》。其中，对于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当然可以根据
《合同法》第
42条第2项，请求损害赔偿；对于其他的情形，在相关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场合，解释上宜肯定缔约过失赔偿责任的发生，这与
《合同法》第
58条所作的价值判断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