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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法学教育之方式应当向案例教学的方向发展，但作为精英人才，人文知识和人文关怀的问题也不应受到忽视。不过这些问题应当在大学教育的第一阶段，即本科教育阶段、甚至在中小学就应当培养和树立起来。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得出法律院系的学问主要是实践理性的学问。因此，需要对我国目前已有的法学教材进行全面的修改甚至重写。
显然，要把高等法律院校的目标定位为精英教育，需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如上的论述也许只是挂一漏万，但同时它也可能提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法学教育所关乎者，不仅是相关专业人员的吃饭问题，更关涉着国家管理方式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方式问题。因此，其是革是因，关系甚大。其未来的当然走向，也值得人们继续关注。但愿中国法学教育能够更早地培养出社会良心的守望者和管理国家、操守法治的能手。
【注释】 这里的高等法学教育，只是一种概称。在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至少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三个层次，本文不打算就这三个层次的法学教育目标一一论列，而只就高等法学教育的一般目标进行论述。关于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已有的研究可参见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载《比较法研究》第10卷，第2期。而关于硕士（法律硕士、而非法学硕士）阶段教育的思考，参见王健：《中国的J.D.？——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我们知道，世所公认的司法机关即法院，但在我国，一谈到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人们辙言公、检、法三机关。这不但大大地拓展了司法机关的“领地”，而且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制度实践史上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司法机关——法院至少在名称上被排到了末位。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司法独立的实现可能。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之现状和问题的系统描述和反思，参见汤能松、张蕴华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第10卷， 第2期。
当然，由于我们的应试教育的影响， “高分不一定高能、低分也不一定低能”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个结论。尽管如此，各个大学在生源争夺战中，还是把高分作为第一位的指标（如果不考虑“特长生”，则分数就是决定一个高校录或不录取一名考生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分数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考生的程度，从而也决定了高校的行为选取。
转引自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记得在笔者上大学的那会儿（1980年代初），在课程设置中每门课总要安排两、三次讨论。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这些讨论课虽然在总课时中所占比例甚小，但对学生而言收效甚丰。因为它在枯燥的满堂灌之外，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足以独立自主地、主动地思考的条件。但近年来，这种讨论越来越被忽视。而能够激发学生自主思考的模拟法庭又成本较高，难得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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