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理论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现实是原因，理论是其结果。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把理论视为社会现实的对应或图画，进而把理论的逻辑视为社会的逻辑，理论上的关联视为社会的关联，从而落入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的语言图象说。在我看来，任何理论，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都仅仅是一种正当化的过程。作者也许在力求再现、并自以为已经真实再现社会，其实他或她的理论是独立的存在。理论有时对实践也起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理论真实地再现了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实体，[2]而只是它有这种效用。而就过去的经验看来，具有这种效用的理论，也并不必需是对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的真实再现（想一想已被哥白尼“推翻”的托勒密天文学对航海者的效用，想一想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我的这种观点似乎过分贬低了理论的作用，其实结果倒可能相反。这种观点恰恰提出理论自身存在的意义，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再现了现实——否则，至少未来学或神学对许多学者或许多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了——而在于其自身，在于其解释力、预测力或其他效用。在这一层面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艺术是同一类型的，都超越对错。此外，这种关于理论自身意义的怀疑主义观点也为学术上“毋必、毋固、毋我”提供了一个基点，至少我们不会因为诸如“经济理性人”的假定不那么“真实”而试图彻底废弃基于这一假定之上的某些学科的理论。
　　七、
　　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也许保守、然而未必是缺乏雄心大志的任务：阅读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实际的制度变化。
　　因为，秩序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是人们在自身的行为方式变化后相互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的磨合；这不是个别人的才智或洞察力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这并非是要推卸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员对社会的责任，而是因为有些工作（例如时间的工作）实在是超越任何人的能力的。此外，真正负责任的履行都必须以了解任务为前提，不了解情况下的“履行”是对己、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即使不是试图从中渔利的话，也是过于单纯。
　　其实能阅读也并不简单。许多年前，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说是一个日本人评论说近代以来只有两个半中国人读懂了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还有半个是蒋介石；[3]我当时心里一惊，有康德所说的那种仰望星空之感觉。如今，对这种评价已知道如何反诘，诸如“一家之言”，也还可以施用庄周和惠施论辩的战术。然而当年的那种感觉难以磨灭：要读懂一个社会，谈何容易；即使读懂一个侧面，也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来读，还能靠谁吗？如果这个也不读，那么我们又还能读些什么呢？
　　1995年11月26日于北大蔚秀园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