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必须首先是在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本书自身内在的语法之后才可能真正做好，否则我们就可能会犯诸如“这里应当用‘is’而不能用‘是’”之类的错误。除非我真相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法、章法和文法，我无法这样做。
　　六、
　　知识分子想修改文章，他们也正在以自身的言行进行着这种修改。但认真说来，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修改这篇文章，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他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修改着这篇文章。而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不那么自信地说——更可能只是在解读这篇文章，发现文章的章法结构。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理性化、正当化的过程，不仅为了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己。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知识分子以其理性构建社会秩序的力量，我抱有一种温和的怀疑态度。知识分子的事业无疑是重要的，但又有谁能令人信服地说哪一个行当（而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不重要？在民主、平等成为一种信仰甚至意蒂牢结的时代谁又敢说哪一个行当的事业不重要？！而且说又有多大的用处？中国凤阳县的十几户农民的活动，以及此后几年间亿万中国农民的活动就引起一场深刻的当代中国农村的革命，改变了土地的产权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组织制度，且不说对中国当代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冲击。请注意，他们改变的是一种制度，突破了一种秩序、一种游戏规则，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秩序和游戏规则。而当初的那种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者、决策者和论证者也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些大学问家。当然有人可能争议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但如果不是将知识分子的名号当作一种专利或营业执照，只发给的话你我认可的一部分人、或发给狭义上的知识界人士的话，那么在任何意义上都应当承认许多政治家也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不敢或准备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而仅仅是要切合实际地为自己生命和职业的意义定一个位。弗格森说，“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1]在我看来，这里的“国家”可以被置换为制度、秩序、法律、市场等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学者活动的结果只是关于它们的理论。尽管在学术逻辑上可能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却不是，或不必定是（在严格意义上，我甚至不接受相反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秩序的发生也许和语言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也很相似，是一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Non Sequitur），不存在事先的严格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