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今日中国社会的有序并非仅仅如同前面所论述是一个主观观念或解释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社会是基本有序的：中国的经济连年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总体看来普遍提高，国力明显增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种种批评和建议，然而他们的自信心，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自信心，都溢于言表。因此，我很难想象在一个经济上无序的社会中，或是整个社会无序的国度中，会出现近十几来的（随手借用林毅夫教授等人所著书名）“中国的奇迹”。
　　至少从经济学原理上看，在一个没有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无法有效地合作生产，在一个缺乏有效规则秩序的社会中，人们也很难长期有效合作，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尽管短期可能。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决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允许人们追求财富就自动发生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伦理和法律的论证也许可以质问，但其经济发展依赖于规则秩序的洞见是值得保留的；制度经济学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特别是非正式规则的强调也同样应当给予我们启发。
　　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暂缓断言今日中国无序，而应当假定其有序；这是科学研究理解的必要前提（否则我们就会放弃任何理解的努力）。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发现或解读那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作用的有序的语法规则，而暂且把我们个人的关于什么才是我所希望的有序的偏好放一放（当然，从理论上说，完全放在一边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西方社会经验没有提供的、或者尚未形成理论的东西。并进而获得一种自身观念的转变，从而改变中国社会有序或无序的看法。
　　我总认为，西方学者关于秩序的界定不可能已经穷尽了关于一切社会秩序的知识和理论，因为秩序总是具体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学者是有可能发现新东西，并作出自己关于秩序的贡献。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理论假定，但却是一个事关紧要的假定，它关系到我们的研究有无存在意义，因此在某种层面上，也就是事关中国学者生命意义的假定：如果西方人已经发现了一切，那么还要我和你干什么呢？因此，这个假定，对有志气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应当成为牛顿理论中的那个“上帝”。
　　五、
　　说今日中国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有序，是一种昔日或外国经验及其抽象也无法涵盖的有序，并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有序，并将之固化、僵化并神话。无序和有序是相对的。可以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秩序还只是一篇草稿，段落与段落之间无论在气脉上、文字上都有有不衔接的地方，有病句，有修辞不当，有重复，还有误植的字和标点，甚至某些段落、句子含混不清，错误百出，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把握。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修改文章。而且，即使大名家的文字初稿，也未必不会出这种毛病；倚马可待、七步成诗，恰恰是因为其罕见，并非常例或通例，才得以成为美谈。中国今日的无序至少有一部分就可能就是这种无序。感受到这种无序因此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
　　一个真正的学者，由于他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对无序之感受往往更强烈。这是极其重要的，他是一个认真、诚实的但有时也许有点认死理的读者，他要改正病句，要删掉那些至少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废话，他要追求一种完美。在今天，这种人是极其需要的。需要并不是因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人少了（我从来认为，能够被市场经济卷走的也许从来不是这种人；请注意，这句话绝没有抬高或贬低某类人的意思，仅仅是一种类型划分），而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一些人来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或者能及早提醒众人一些问题，因此他可以扮演一个他可能扮演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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