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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双重纳税制度”呢？科斯说：“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3](120)
试想，如果按照科斯的理论从事经济建设，地球的环境污染问题还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吗？
笔者以为，对于那些侵害公众环境的各类行为主体，都应当按照皮古的传统严肃处理，严格执法，该罚款的罚款，该停产的停产，该吊销营业执照的就应当吊销营业执照，该判刑的就应当判刑，丝毫也不应当心慈手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村。
第四，科斯的理论不利于人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引用的几十个案例，大部分是牵涉到人权保护问题的。如牧者的牛群践踏了耕者麦苗，化工厂的烟尘污染居民的住宅，钢铁厂的污水毒死了农民的水产品，工厂的噪音妨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机场噪音搞得附近发居民无法入睡，等等。对于这些案例，皮古的传统和世界各国宪法，以及《联合国人权公约》共认的准则就是：给侵权者以法律制裁。而《社会成本问题》却变着法子、绕着弯子予以反对。不管科斯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不利于全世界的人权保护事业。
五、《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
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章《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令人奇怪的是，像皮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竟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3](P118)
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样的论文居然会比皮古的理论更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第一，如果说皮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的话，那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表述方面”更“缺乏明确性”。
皮古的办法不好，那么什么办法好呢？权利界定很重要，那么如何界定权利呢？经济学的方法要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这些，在《社会成本问题》里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这篇有十二万五千字符的《社会成本问题》连什么叫“社会成本”也未做任何解释。既然如此地不明确，就更“不会有明显的错误”了。
《企业的性质》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也很明确，却不能成功，躺在图书馆里几十年而无人问津，后来还是因为《社会成本问题》出了名，才带动了科斯的出名，也才带动了《企业的性质》的出名。如果没有《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至今恐怕也不知道有《企业的性质》这样一篇论文存在。
或许，正如井蛙四郎所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3]（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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