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阿尔钦的例子实际上也是法律上的相邻关系问题。对于相邻关系上的权利义务问题，法律的规定历来就是明晰的。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仑的《汉穆拉比法典》对相邻关系就有所规定，罗马法对相邻关系的规定就更加详细和明晰了。现代国家对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是非常明晰的，不存在所谓“不明晰”的问题。[9]
当然，英国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立法机关对相邻关系的规定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但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叙述过的几十个案例，不正说明英国和美国有大量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判例法存在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说在相邻关系上存在着权利“不明晰”的问题呢？
在中国产权学家樊纲看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居民能不能在自己的住房里跳迪斯科，也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0](P15)
其实，连南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城市，早在1984年颁布的《南京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的第二十一条就明文规定：居民夜间使用音响“不得超过四十分贝。”这是相邻关系问题，没有什么不明晰的。
在另一些产权学家看来，一个人在自己家门口烧垃圾，其烟尘被风吹到了邻居的家里，算不算侵权呢？这也是一个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1](P17)
其实，这类问题在
环境保护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早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商代，法律就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12]现代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就更加完备了。
当然，“明确”不一定就“正确”，明晰也不等于绝对没有漏洞，“有法可依”也不等于“执法必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各国的
环境保护法、相邻关系法等等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做一些修改和补充，还要在执法上狠下功夫。但是，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说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明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科斯的理论不利于环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的不负责任的妄说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问题上。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全世界通行的法则是：谁污染谁治理。而科斯却说，那不行，那样会侵害污染者的生产权利，妨碍污染者的生产效率。(这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
当讨论到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污染一类的问题时，科斯说：我不知道。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通行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P121)
当讨论到要不要向污染环境的人征税时，科斯说：这不合理，应当同时也向遭受污染的人征税，“建立双重纳税制度”。[3](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