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中国社会，刑讯是合法的诉讼方式。《汉书·张汤传》：“讯鞠论报”。颜师古注：“讯，考问也。”《汉书·王子侯表·安檀侯福》：“讯未竟”。颜师古注：“讯为考问之。”“考”，后世作“拷”，与“掠”、“榜”等皆为刑讯的方式。可见，在古代中国，讯问就是拷问，就是刑讯。只有针对特殊的被告人，法律才规定不许运用刑讯。《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疏议》对此加以解释：“‘应议’，谓在《名例》‘八议’人；‘请’，谓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者；‘减’，谓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官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者；‘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令‘一支废，腰脊折，痴痖，侏儒’等：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谓不合拷讯而故拷讯，致罪有出入者，即依下条故出入人及失出入人罪法；其罪虽无出入而枉拷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即以斗杀伤为故、失。若证不满三人，告者不反坐，被告之人也不合入罪。”除这些法律规定不允许施以刑讯的人之外，对于其他所有的被告人，在审案过程中，都是可以实施刑讯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施行刑讯应有一定的限度。《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断。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这些规定都是对审案者运用刑讯手段的限制，但这样一些限制，应该说是相当宽松的。所以，在古代中国，审案者把刑讯当作审案的主要法宝。
不用刑审判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诉讼理想。但不用刑审判又谈何容易！这是行刑警门的内心写照。不但警察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受法文化的影响，犯罪人也同样受到这种影响。””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思想根深蒂固。我的一个同学在办理一起盗窃案件时候，共同犯罪人有3个，其中的2个已经撂了，第三个说什么也不撂，讨论刑讯逼供问题的时候，我的同学就和我说：”如果你处在我的角度，你揍不揍他？”答案自明。
所以我们不要随波逐流的去就事论事，而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找原因，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的曾面上来。不管是程序公证也好，还是司法公证也好，非法证据之排除也罢，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文化本身是无意识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那不是简单的几篇文章、几个学者、几个政客或者几部法律就能完成的。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无疑应该理性的借鉴发达国家用几百年创造的优秀法律成果，但是要以我门自己的法文化我基础、重心。优秀是相对的，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民族能够接受的部分，而且要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来整合他；对于民族的东西当然有优秀的，也有糟粕，我门应该发挥民族法文化的长处，把那些糟粕的部分逐步的抛弃，这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民族如果一股脑的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了，而学人家的东西，最后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己的法律体系不完整的问题，而会导致整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的精神食粮，那走向衰败就是必然的了。目前，不但是在法律方面，就整个民族的振兴而言，也只能从自己民族文化中挖掘那些可贵的思想精神。我认为，自己的问题，只有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西方的东西我门中国人永远都学不精，就象西方人不会用中药一样。我认为，儒家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真正精神财富，包括法文化只是存在有一个改造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