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王怡
【关键词】民权、保守
【全文】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
王怡
最近成都推行事业单位人事改革，全员重新聘用，一部分分流，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个做法全国其他地方也在同时进行。在讨论乙肝歧视案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改革时代”必须终结，必须被“民权时代”所取代。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词，已经变成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公开的要求一种牺牲。当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要求别人，要求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改革大刀阔斧，民权斤斤计较。改革要牺牲利个别权益，民权要保守个人权益。所以“改革”和“民权”当下似乎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20年前，我们只知要改，不知改往何处。20年后人们身份和财产尽管悬殊，但活着的人，几乎无例外都是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都不再是一穷二白的无产者，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有东西可以失去”，恰好是改革时代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的一个关键。
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国人来讲，什么是权利？权利首先是大把的机会。这种机会因改革而生，改得越多机会越多。所以我们都赞成改革，对阻挠改革的保守派，老百姓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但今天什么又是权利呢。权利变成了既得的利益，权利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拥有的一切；只要其来源的正当性未被否定。无论是存款、股票或承包田，还是我们在楼市或公有房屋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住房。我们握有这一切，心中不免产生一种牵绊：这个社会还会不会变得更好？人们知道答案绝不会像政治家和学者们描述的那么肯定。于是一个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开始保守和谨慎起来。因为吃饱了饭的人有一个优点，就是人们已经打起饱嗝，你给他描述前面有一个应有尽有的乌托邦，就很难像以前那样激起亢奋了。人们就想，面包更多固然是好事。但已有的面包千万不要失去，这才是头等大事。于是尽管仍不知道社会进步的伟大尽头在哪里，但人们开始有了一个低调的摸得着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优良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能轻易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拿走的社会和政府。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宗旨：怎么想办法去制衡政治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
但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什么是“改革”的教育，却是与上述目标有冲突的。20多年来，“改革”为制度变迁源源不断的提供着合法性论证，它隐含的辩护方式，是一种彻底的革命话语的辩护方式。即人们熟悉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改革之“革”，就意味着要“革”掉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们潜意识里也认为这是必须的，为了整体就免不了牺牲个别。这样一种逻辑完全没有民权意识可言。于是造成了改革时代一个最大的悖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在社会生活和财富流转中确立个人财产权原则，但改革的方式却暗含着对个人财产权的一种否定。“改革”意味着拒不承认人们在既有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利益，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受
宪法保护的权利。因为你一旦承认，改革就成了侵权的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