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把“民主即行”和政治激进的立场安到自由主义的头上加以否定，实在令人哑口或者喷饭。这不能区分自由主义思想的理念与流变，也无力区分今日大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新左派甚至民族主义所共用的“民主”话语。事实上，大陆自由主义自李慎之先生破题，浮出水面5、6年以来，最大一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趋向日重。
有两个思潮上的变化影响了这种保守主义的渐进姿态。第一是对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关系的审视。自由主义是民主主义的换代版本，刘军宁先生在90年代一个最大贡献是把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明确表达为宪政主义和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从政治学渗入法学，出现了贺卫方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的法治主义者。对宪政制度“限权”与制衡功能的重视，对法治传统捍卫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直接民主和中国近代以来民粹主义革命的反思，以及摆脱民粹式民主幻想后对精英政治立场的重新肯定。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极权政治现实的语境限制，这些都使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把自由放在民主之上，不再将整全性社会民主变革视为当下紧张的现实政治目标，转而把捍卫公民个人权利、推进司法独立、拓展新闻与言论自由作为迎接政治民主化的三个渐进努力。
第二个保守因素来自对自由主义与传统关系的审视。60年代末在台湾，殷海光在病床上同徐复观握手言欢，这是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立场与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和解。近年来认识到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不一定与自由主义政治诉求相冲突。认识到自由根植于传统，根植于从当下开始的积累。这也是大陆自由主义最显著的一个发展。李慎之先生晚年修正反传统立场，他去年去世后，王元化先生撰文追悼。这一幕恰似殷徐二人的病榻之晤，也象征着五四以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第一次与中国传统及文化保守主义支流达成了相互的谅解。最近，朱学勤先生提出政治转型是制度转型，不是文化转型。法学界夏勇等人重提“民本”思想，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范亚峰等人则长期致力于“中道自由主义”的培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齐头并进，既反对政治上的激进，更反对文化上的激进。
但自由主义的保守趋向，只是路径的保守。仿佛走路时坚持不能毁坏一草一木，体现以“民权”为本的理念。但它的保守是以坚持自由价值的审视为前提的。在这种审视下，保守的自由主义认为政体制度最终必须完成自由民主转型，而且认为政治制度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强制变迁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是看重自由价值在当下的培育过程，看重此消彼涨的一个和平的积累，而对政治制度的大变不急于一时。因此自由主义是保守为手段，渐进为目标。这与当前大陆思想界另一些放弃自由价值和批判立场，以渐进为手段、保守为目标的左翼保守主义大相径庭。后者有三个代表，一是法学界的朱苏力，以毛主义为骨髓的本土资源论。二是政治学的潘维，既反民主又反自由的实证主义法治观。三是经济学家康晓光，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行政改良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