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对犯罪的警戒作用并不是严厉，而是没有漏网。他指出：“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 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后来被贝卡利亚所吸收，在贝卡利亚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表述，如“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列宁说：“有人（指孟德斯鸠）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与否，而是看有没有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
刑罚应当注意与其他犯罪控制手段相配合，如道德、宗教、舆论、教育等。例如，孟德斯鸠指出“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刑罚与奖赏，通过和上述性格相适宜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缄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刑的刑罚，通过长时期的幸福和太平生活的享受，去教养人民。”
尽管孟德斯鸠强调刑罚对于犯罪的防止作用，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刑罚的局限性：第一，“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第二，“一言以蔽之，历史已充分地告诉我们，刑罚除了破坏而外是没有其他效果的。” 为了克服刑罚的局限性，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孟德斯鸠系统提出了诸多规范、限制刑罚的观点：
应制定良好的
刑法。孟德斯鸠认为“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
刑法……在这方面具有最好法律的国家里，就是一个被控告并将在明天绞决的人，也比一个土耳其的告官还要自由些。”
主张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原则。关于罪刑法定，孟德斯鸠指出：“专制国家是无所谓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君主国是有法律的，法律明确时，法官遵照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则探求法律的精神。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良好的法律，对于罪行的处罚是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只要用眼睛一看就够了”，“古代罗马的法律和英国的法律就是如此”。 鉴于大逆罪最易被滥用侵犯公民权益，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 关于罪刑相适应，孟德斯鸠主张“如果
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话，便是自由的胜利。一切专断停止了，刑罚不是依据立法者一时的意念，而是依据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这样刑罚就不是人对人的暴行了”。 关于刑罚人道，孟德斯鸠主张“惩罚犯罪应该总是以恢复秩序为目的” ，应当避免对廉耻的破坏。孟德斯鸠指出，“当日本官吏将裸体妇女展示于公共场所，并强迫她们学野兽爬行的时候，廉耻为之震惊。但是当他们强迫一个母亲……的时候；当他们强迫一个儿子……的时候，我不能往下说了，即大自然本身也为之震惊。” “设立君主，为的是进行赦免，进行刑罚；绝对不是为了进行侮辱。”
主张刑罚应当宽缓，而不能过度和滥用。孟德斯鸠指出“刑罚的增减和人民距离自由的远近成正比例” ，“一切不是由于必要而施用的刑罚都是暴虐的。” 严刑会产生诸多弊害，特别是“使人民的精神被腐化，习惯于专制主义” ，“过度的刑罚甚至可以腐化专制主义本身”。 孟德斯鸠反对株连的做法。他指出：“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