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认识和不认识之间，在男生和女生之间，有点偏心恐怕是难免的，也是可以谅解的。各位公诉人，各位法官，你们能做到吗？你们都有儿女，都有同事，都有学生，你们在女儿和儿子之间，在女同事和男同事之间，在女生和男生之间，能一点偏心也没有吗？所以，朱苏力录取艾佳惠是可以谅解的。
　　六、关于“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
　　朱苏力有权力不录取甘德怀吗？有，否则实行导师制就毫无疑义。面试有权否定笔试吗？有，否则面试就没有价值。所以，朱苏力的“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这句话基本没错，错在话没有说完整。完整的说法（也是合乎事实的说法）应当是：“制度给了我朱苏力决定录取或不录取的权力，但是我漠视了行使权力的某些程序。”这就像法院有权杀人，但不能漠视杀人程序的道理一样浅显，朱苏力作为法学院院长应当知道。话没有说完整，可能是因为心情紧张，也可能是因为专业训练不够，也可能是出于本能而不愿承担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公诉人不应当上纲上线，不应当戴大帽子，不应当无限上岗、无情打击。
　　因此，公诉人指责“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暴政”，“赤裸裸的腐败”，“赤裸裸的专制”，这种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并且有大批判的嫌疑，至少也是证据不足。希望法庭不予采信。
　　七、关于录取副院长龚文东
　　公诉人指控朱苏力降格录取龚文东是腐败，是权学交易。本辩护人认为，这种指控理由不充分。
　　龚文东先生作为北大法学院的副院长，仅仅是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处级干部，算不得什么官，况且龚文东先生还是朱苏力先生的部下，怎么说也够不上权学交易的标准。去年年底本人在中南大学为硕士生讲授公共必修课《法理学》，有个学生在全部54节课中只听了4节课，这个学生据说是长沙的副市长，……。那才是权学交易呢！
　　据本辩护人所知，北大法学院也没有招收过大官为博士生。比朱苏力早半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团中央书记李克强先生，戴的是北大经济学博士帽，而不是法学博士帽。
　　龚文东被降格录取从法治和理想的角度看，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从现实主义看问题，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可以谅解的情节，请法庭给以足够的注意。
　　据笔者所知，北大法学院（以前叫法律系）有一个传统：总是要配备一个年轻的副院长（或者副主任），30岁左右，一是为了跑腿，二是为了伺候很难伺候的资深老教授。这是苦差事，耽误学业，吃力不讨好，一般人不愿干。70年代的朱启超，80年代的李鸣，90年的张守文，还有去年出车祸去世的那位，都是这种性质的副院长。李鸣和我同届，比朱苏力晚一年毕业留校，到现在教授还没有混到，副院长之累也。录取龚文东为博士生，恐怕是北大法学院不得不付出“跑腿费”、“安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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