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本辩护人要说明的是，强世功缺席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强世功本人承担。被告朱苏力作为院长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他应当延迟面试时间或者让其他人替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要负领导责任。强世功在甘德怀面试过程中缺席是违法失职行为，建议法庭责令强世功先生：第一，向甘德怀先生赔礼道歉；第二，向北大法学院作出书面检讨；第三，退还甘德怀先生缴纳的并作为劳务报酬分配给强世功的答辩费，如果答辩费是由财政负担的，则应当退还财政。
　　三、关于“周旺生恶题”
　　“周旺生恶题”是造成甘德怀受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旺生恶题”的可恶之处，本辩护人在7月15日发表的《朱苏力招博之我见》中已经充分说明。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旺生恶题”应当由周旺生先生自己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朱苏力没有责任。到目前为止，公诉人没有提供朱苏力与周旺生共同设计“周旺生恶题”的证据。法庭不能忽视周旺生先生的责任，而将责任全部推到朱苏力身上。周旺生先生作为北大的资深教授，法庭应当对其作出训诫：“鸡肋”也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不要用来为难后生，因为后生们不可能都像杨休一样“聪明”。
　　四、关于《江村经济》在本案中的作用
　　《江村经济》是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的调查报告，英文原名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 ）。本人粗略地翻了一下，觉得它不过提供了一些资料而已，并未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也未披露作者的主张，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它不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的《报告》不一定正确，但是有独到的主张。它更不如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因为这个《调查》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甚至也不如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因为苏力的这本书尽管语言上、逻辑上有很多毛病，但毕竟表明了作者鲜明的主张。
　　《江村经济》的价值何在呢？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价值，因为谁不熟悉那些东西呢？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英国人不熟悉那些东西。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国人来说，它也是有些价值的，因为中国农村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它就有了比较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
　　费孝通先生出国前根据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俄籍导师的建议，到广西瑶族山区搞调查，试图收集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资料，作为到英国深造社会学、人类学的小礼物、小资本。不料在山上出了事故，夫人摔死，自己摔伤，只好回老家休养，也只好在老家搞调查了。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弄拙成巧，因祸得福。无奈的、计划外的老家调查，却让英国人很感兴趣。英国人将调查报告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并授予报告人博士学位。
　　遥想两千五百多年前，年轻的孔子到西方求学，本想带点像样的礼物给老师，但是囊中羞涩，只好到池塘边逮了一只灰天鹅上路。岂料泰山脚下的东方人习以为常的灰天鹅，到了华山脚下的西方人眼中却成了宝贝。帝国图书馆馆长老子得到那只天鹅以及听了孔子对那只天鹅的介绍（当然是浅层次的介绍，而不可能像达尔文那样作出深层次的介绍），立即决定收孔子为学生并给以很高的评价。只可惜当时没有出版社和博士帽，不然，老子肯定要为孔子出版学术专著《池塘天鹅》（Swan Life in the East Pond）并授予孔子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不过是一只中国人司空见惯的水鸟，但却是英国人很少听说的灰天鹅，换得一顶博士帽也算是物当其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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