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难以保证实体公正，助长司法腐败。如前所述，《案发经过》是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认定的案发事实，具有主观性，《案发经过》的“提示”容易使司法人员跟着侦查人员的思路走，在唯《案发经过》现象形成的情况下，更转为“盲目信任”；担任本案承办人的侦查人员制作《案发经过》等于同时向本案作证，这就容易产生先入为主，主观武断，不利于全面搜集、审查和使用证据，公正处理案件；实践中《案发经过》的制作往往过于精炼颇多瑕疵，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案发经过，使司法人员难以查明案情，影响了公诉和审判的质量；由于起“弥补”作用的“传闻”和“亲历”，案卷中往往无其他证据“佐证”，所以意味着“孤证”可以定案，实际上是无任何证据亦能定案（因《案发经过》不属证据），难以保证客观公正；同时，将《案发经过》作为证据使用，等于是用“认识”和“传闻”来证实案情，这必然导致人们忽视事实，忽视证据，忘却根本，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将《案发经过》作为书证使用，其制作人无需出庭接受询问更不利于保证实体公正，特别是在独尊《案发经过》，而其本身却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又颇多瑕疵的情况下。我国刑诉法规定，在诉讼发生以后所形成书面材料的证据主体，包括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等，都可经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等提请，审判长准许出庭作证。此外，由于《案发经过》允许以“传闻”弥补案卷不足，其制作也不需要履行法定手续，给司法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一个案件的自首等情节成立与否，关键在于《案发经过》怎么写，司法腐败者只需在《案发经过》上做些手脚（例如“遗漏”一些不构成自首的细节）就行了，风险很小而成功率很高。
　　3、难以体现程序公正，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在法庭上宣读《案发经过》，等于让本案的侦查人员同时向本案作证，这既与侦查人员的诉讼职责不符，也易引起人们的不信任；将不属侦查机关法定的法律文书作为书证使用，等于承认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可以随意“制造”证明实体问题的书证；将不具有证据资格的《案发经过》作为书证使用，必然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对证据的界定、收集、审查判断、证明等方面的混乱，严重妨碍了依法全面搜集、审查和使用案发证据，不仅有悖于我国《刑诉法》的证据制度，也有悖于回避等制度，有悖于“依法办案”；将《案发经过》作证据使用，一方面导致司法人员“轻程序” 、“轻证据”的执法误区，一方面导致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产生不信任，既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也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
　　四、《案发经过》不具有作为证据存在的合理性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