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证有制作主体的限制，这个特征往往被忽视，由于书证是在诉讼发生前制作的，其制作主体限于事件的实施者、知情者，不包括参加诉讼的司法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这是因为，“证据的收集主体不能同时是证据的形成主体或证据的提供主体。”⑷因而，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作为证据的收集主体，不能同时制作并提供证明实体问题的书证。书证作为证据是客观事实，它独立于办案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识之外，如果认为经过办案人员的认识思维加工制作的“成品”也是书证，这样的“证据”不就成了可以任随办案人员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东西了吗？
　　《案发经过》是诉讼发生后（一般为侦查终结时）侦查人员制作的，明显不符合书证的形成期间与制作主体的特征。
　　所谓“刑事证据是指依法收集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过查证属实且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⑸刑事证据必须形式合法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的载体必须符合刑事刑诉法规定的七种形式，否则就不具备刑事证据的资格要件。在我们否定了《案发经过》是书证之后，实际上也已经否定了《案发经过》是证据，因为根据《案发经过》的特征，不可能成为书证以外其他的法定证据种类。而证据的种类是法定的，我们既不能创造证据，更不能创造证据的种类。
　　（二）从内容看不具有客观性
　　《案发经过》所表述的案发情况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1、“亲历”。承办本案的侦查人员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手接触的案发情况，是直接来源于案发事实的第一手材料。“亲历”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然而，侦查人员亲历了案发过程，那么只有以下两种选择：要么作为证人作证同时依法回避对本案的侦查工作，也就不能再以侦查人员的身份制作《案发经过》；要么作为侦查人员不予作证而由其他亲历者作证，也就不需要再制作《案发经过》，因为侦查人员作为“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参加诉讼活动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不能作为证人。”⑹我国刑诉法规定办理本案的司法人员不得同时为证人，同时规定证人应为自然人，排除了单位作证，因而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不符合证人证言的主体要求。而如果将其“转化”为书证，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是其表达方式为陈述性言词，其质证方式为宣读听取意见而非出示辨认，其收集方式并非扣押或调取，这都明显有别于书证；二是如前所述，《案发经过》的形成期间和制作主体不符合书证的构成要件。
　　2、“传闻”。承办本案的侦查人员向亲历或知道案发情况的人（一般是派出所等单位领导和有关办案人员）间接了解的案发情况。《案发经过》要求弥补案卷内证据应当反映而没有反映的有关案发情况，但由于案发情况一般发生于诉讼发生前，而侦查始于诉讼发生后，故侦查人员一般只可能亲历少数特定案件（主要是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到案的）部分阶段的案发情况，不可能亲历案件的全部案发情况，他们在《案发经过》中所作的“弥补”以“传闻”居多。“传闻”属于第二手或第二手以上的材料，由于没有注明情况的来源，不属转述、复制或传抄，不成立传来证据，既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因为按照信息传递的一般规律，第二手或第二手以上的材料，失真、错误和虚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部分“传闻”所涉及的内容虽然需要作证，但不能舍本求末以“传闻”替代证人证言。
　　3、“认识”。承办本案的侦查人员通过阅卷，对各类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认定的案发事实。《案发经过》要求说明案件的全部案发情况，而起拾遗补缺作用的“亲历”与“传闻”一般不能涵盖案件的全部案发情况，要制作《案发经过》，就离不开案卷内相关证据。“认识”源于证据但本身不是证据，是侦查人员对证据进行认识思维，加工制作后的认识结果，本质上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而我们知道，证据是人认识的对象，并非认识的结果，证据是没有主观性的，人的认识是不能创造出证据的。证据经过侦查人员的加工制作成为认识结果，必然难以保持其客观真实性。这部分属于“认识”的内容案卷内已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所以不应当再“重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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