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
刑法应当与道德脱离，伦理标准应当被驱逐出
刑法领域。当然，这并不表明在实然的层面
刑法可以绝对地与道德伦理划清界限。因此，立法的道德驱逐较之司法的道德驱逐更为艰难。因为立法者处于一种社会伦理道义的宏大背景之下，无可奈何地将受其影响，而司法者则局限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这一相对纯静的空间之中。其行为更多地体现着法律本身的要求。毕竟，立法上的“恶法亦法”较之司法上的“恶法亦法”显然更难接受。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
刑法独立发展的理由。
刑法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应当构造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与判断标准。这在实质上构成了
刑法的发展方向。
有鉴于此，以伦理道德来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显然不合时宜。这将导致
刑法领域的“标准互扰”，法律与道德的标准互相纠缠，难辩彼此。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为道德伦理对
刑法的侵蚀和扩张提供了相当便宜的途径，道义标准借此堂而皇之地在刑法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
刑法自身的纯净化努力施以反动。“这种有缺陷的犯罪分类显然形成了一个不健全的前提”，“对于争论的逻辑性和清晰性起了腐败的作用。”
综上，笔者认为，自然犯、法定犯的分类方式必须在
刑法理论中终结。它可在犯罪学中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加罗法洛。
【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高仰止：《
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 140页。
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载《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4页。
同注②，第20页。
同注②，第21页。
同注②，第21页。
（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同注⑥，第29－43页。
同注⑥，第44页。
同注⑥，第49－50页。
同注①，第140页。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同注①，第140页。
同注15，第140页。
同注15，第140页。
同注11，第59页。
同注①，第123页。
关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标准，可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二小节。
以上将行政犯区分为广义行政犯与狭义行政犯的观点之中，广义行政犯便包括违背了行政法只处以行政罚的行为。
田宏杰：《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0页。又可见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赵秉志主编：《
刑法新探索》，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