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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区别说是不能成立的。其一，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在自然犯中表象了犯罪事实便一般意味着具有违法意识，但也不能排除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虽然表象了犯罪事实但却并不具备违法性意识。例如《秋菊打官司》中的村长与村民为了一些并不紧要的事吵起架来，村民骂村长断子绝孙。愤怒的村长因此和村民打了起来，向村民的下身踢了几脚。这位村民的妻子——秋菊非常愤怒，认为村长可以踢他的丈夫，但“不能往那个地方踢”。 这表明在这样的中国农村，因为受到严重的语言侮辱而故意伤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行为人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伤害别人，但却并不认为此种行为违法，因而并不具备违法性意识。其二，虽然自然犯与法定犯在观念中存在区别，但同样是故意犯罪，为什么要对自然犯与法定犯作出不同要求呢？从逻辑的一致性出发，所有的故意犯罪都需要具备违法性意识是必然的结论。其三，正如大冢仁教授指出的，法定犯与自然犯的界限是模糊的，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我们根本无法辩明某种犯罪是自然犯或是法定犯。同时自然犯与法定犯的界限还是变动的，事实上不可忽视地存在着法定犯与自然犯之间的相互转化。
除却违法性认识问题方面的讨论，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论证自然犯、法定犯区分的实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高仰止指出：“关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之实益，在于处罚方面有其差异。”具体而言，自然犯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而法定犯则无论故意或过失行为，均予处罚，此其一；自然犯不处罚法人之行为，法定犯则可处罚法人之行为，此其二自然犯处罚甚重，可对犯人生命、自由、财产予以剥夺，而法定犯则处罚较轻，除行政刑罚外，大多以秩序罚为已足，此其三。 我国大陆亦有学者指出，单位对于自然犯而言没有责任能力，对于法定犯而言则具有犯罪能力，这是在实质上同意了高仰止先生提出的第二点意见。
我们以为，上述主张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是世界性的通则，不会因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对法定犯格外破例。作为总则性规定，这一通则统一适用于所有犯罪，无论是自然犯或是法定犯，都是一体适用的。其次，认为法人对于自然犯没有犯罪能力，对于法定犯则具备犯罪能力并不妥当。虽然一般情况下这种判断没有大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自然犯而言法人同样具备犯罪能力。例如盗窃罪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自然犯，然而实践中法人盗窃电力的行为屡见不鲜。交通肇事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法定犯，但法人却并不具备这种犯罪的犯罪能力。最后，认为自然犯处罚较重而法定犯处罚较轻，没有道理。走私罪与道德判断没有大的关联，主要是基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立。但很难说对走私罪的处罚比传统的自然犯罪为轻。遗弃罪则是典型的自然犯，但同样很难说对遗弃罪的处罚便比法定犯为重。当然，有可能认为对自然犯的处罚比法定犯为重，是从总体上作出的判断。但我们以为这种观点根本无法证实，从而只能是一种推论。关于自然犯、法定犯区分的其他实益，也有论者间接地涉及。如美国学者帕克在解说刑罚的正当根据时指出：对于杀人、抢劫、盗窃等传统自然犯罪的惩罚，其根据在于它们严重地违背了社会道德。刑罚之于此类犯罪，目的主要是表达社会谴责，道义报应是其基本根据。而像非法停车、严格责任罪等非传统犯罪，并未违背社会道德，即使违背了社会道德，道德罪过的程度也相当轻。刑罚之于它们，纯系出于社会功利观念的要求，即仅仅是因为社会试图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才动用刑罚。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对报应与功利的调和是相当机械且极不彻底的。帕克将犯罪分作自然犯与法定犯，认为对这两类犯罪的刑罚分别以报应和功利为其正当根据，这实际上是认为，刑罚可以分为对自然犯的刑罚和对法定犯的刑罚，而这两大部分又分别有着不同的正当根据。这样，对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刑罚而言，报应与预防还是相互分离的。难道对法定犯的刑罚中就完全不存在报应？对自然犯的刑罚中就根本不体现预防？不难发现，虽致力于整合与折衷，但帕克模式仍然缺乏理论上一之贯之的渗透力。
通观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明确，自然犯、法定犯分类方式可能具有的意义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而一种分类方式实益的虚无，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分类有用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从而使我们对这一分类是否恰当的本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标准的模糊：区分的不可能性
关于刑事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标准，存在多种学说的对立。在德国，学说与立法例上最早采取的观点是“质的区别原理”，即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至于具体区分的角度与标准则可进一步归纳为： 其一，根据法益的关系区分两者。其中又可细分为三种观点：（1）Kostlin 等人认为，自然犯是指侵害法益的犯罪，法定犯是指威胁法益的犯罪。（2）Holschner 等人认为，侵害法益或者给法益造成具体危险的犯罪是自然犯，给法益造成抽象危险的犯罪是法定犯。（3）Merkel 等人认为，自然犯以对一定的法益侵害、威胁为实质，法定犯以对法规的纯粹不服从或单纯不服从为实质。其二，根据被害对象性质的差异区分两者。其中又可细分为三种观点：（4）Frank等人主张，侵害法益的是自然犯，违反公共秩序的是法定犯。（5）Goldschmidt 等人主张，自然犯是同时包含形式要素（违法性）与实质要素（侵害法益）的行为，法定犯在本质上只是包含形式要素（违反行政意思）的一定的违反行为。（6）Wolf等人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在犯罪概念上没有区别，只是在犯罪成立条件上具有差异。自然犯存在行为客体，法定犯不存在行为客体；自然犯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间接引起社会的、国家的损害。而法定犯不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直接引起社会的、国家的损害。其三，根据被侵害规范的性质区分两者。（7）M．E．Mayer 等人认为，自然犯是违反法规范及文化规范的行为；法定犯虽然违反法规范，但不违反文化规范。其四，根据犯罪与伦理的关系区分两者。（8）Roeder等人认为。自然犯虽然不一定违反民族的忠诚义务，但违反了社会伦理的义务，法定犯只是单纯妨碍了民族共同体的某种机能的生活活动的顺利，与伦理没有明显的关系，即在伦理上是中性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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