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人类要吃饭与小鸟要歌唱
汪博士著作最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注重环境法的理念。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环境法现在之所以徘徊于国家政策和法条注释之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环境法的理念。因此在这本书中，他的主题便是环境的理念及其对于环境法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感谢汪博士，感谢他将我们的视线从枯燥乏味的环境立法中带了出来，让我们看看环境的理念，感觉一下自然科学家们的苦苦思索和由此发出的哀叹，使我们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发现环境法的价值所在。
在一定的程度上，我是将汪博士的这部书当作一本思想史的书在看，而不是一本法律的书。他从庄子谈到荀子，从荀子谈到淮南子，从亚里士多德谈到庞德，从罗尔斯谈到魏伊丝。也许这既是该书的成功之处，因为思想史可以使人感到激动；也许又是该书的失败之处，因为作者没有能够从这些大师们的神交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以致于使他自己淹没在前人的思想海洋里。我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经常性的感觉是：当我们从思想家们美妙遐思走出来，试图享受作者精彩的总结和推论的时候，汪博士就停下来了，他不愿意带我们走进环境法美妙的世界。而且，在许多的小问题上，汪博士似乎还没有找到或者忽视了一些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涉及到人和自然的思想家，比如，中国思想史上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东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西方思想史上的苏格拉底之前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斯多葛学派的“顺乎自然而生活”的道德准则，卢梭“回到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性和自然的反思。
但是，我们不能纠缠与这些细节，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汪博士的主题上，即，“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争斗。也就是标题上所揭示出来的那对矛盾：人类要吃饭，小鸟要歌唱。
诚如汪博士所言，环境科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卡逊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为起点。到了70年代，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环境问题方面的著作则预示着研究环境问题的深化。 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思考。人们开始反思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里，人们多多少少意识到人类现实需要和人类长远之间的矛盾。也是在这个时候，学者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汪博士在其著作的各部分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每个小的问题上都罗列出大量的观点。简而言之，矛盾的焦点无非是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的冲突。乐观论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同时破坏了环境，但是，这种对于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不可以补救的，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实力来保护和改善环境。悲观论者认为，环境的破坏是不可以逆转的和不可以恢复的，经济越发展环境就越受到破坏。他们认为，人类为了现时的幸福生活而牺牲了环境，从而牺牲了人类的将来。为了防止环境的永久性的破坏，人类必须限制经济的发展或者提倡经济的零增长。学者们则呼吁人类的“可持续的发展”，提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以一种“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来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应该说，“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提出，在人类的历史上，至少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看法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当我们用这种视角重新考察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会觉得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倒退，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事件则都成为人类羞耻的标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改造自然的过程，人类要生存和繁衍就必须从自然获取物质的财富，而这个改造自然的过程又是破坏自然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的保护永远是一对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的生活是以获取自然成果的多少为标志的，财富的多少意味幸福生活的高低，拥有财富的数量标志着他社会地位的状况。所以洛克把人类的本性归结为“生命、自由和财产” 。而在杰弗逊的《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被视为人类的最高奋斗目标 。科技的进步和工业革命加剧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开发和利用，同时也是对于自然的一种掠夺。我们的历史书都是以那些对于自然利用的功臣为主线的，其中有民族的英雄，有殖民主义者，有探险家冒险家，有科学家以及为他们喝彩的思想家。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提高了我们战胜自然的能力，因为他们使我们占有了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们使我们过上了现代便利的物质丰富的幸福生活。在这一点上，汪博士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了人类而开发自然的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