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站在“合宪性”的高度促进税收法治。不管是建立独立的
宪法法院，抑或是独立的
宪法监督委员会；还是在目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建立相对独立的
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制度所代表的
宪法司法化的趋势必将是中国法治，包括税收法治的必经之路。违宪审查制度将使得
宪法的最高效力地位通过个案审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稳定地确立和强化，任何与
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将归于无效的制度将不再单纯地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而变成活生生的实践。税收法定主义虽然是税收立法和执法的最高准则，但是如果不通过违宪审查制度，即使出现违反税收法定主义的行为也难以得到纠正。由此就要求
宪法做出相应的修改，一方面确认违宪审查制度，另一方面将有关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以宪法规范的形式写进
宪法。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可以使税收法治形式意义上的价值充分地实现，同时还可以保证税法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实体价值在违宪审查过程中很好地贯彻。虽然我国宪法现已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宪法拥有监督解释权，但是由于缺乏违宪审查制度，例如申请进行
宪法监督和解释的主体资格、受理部门、受理条件和审查标准、审查和解释程序、时效和期限等都属空白，因而很难操作。通过专门立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3．加强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使税法真正成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税收法定主义更深层次的要求是，不仅课税要素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而且必须通过加强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保证税法真正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而不是立法者、执法者自身或一部分利益集团意志，使税收法治必须时刻谨守的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渗透和贯彻在立法的过程和结果中。 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政治上所反映出的理论上的民主有余，但是参与法制建设的力量太弱，特别是在税法这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中尤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名额安排和资格设定时对政治性因素考虑太多，而将其作为一名立法机构成员的身份考虑太少。如果人大代表缺乏税法方面的知识，对税收草案所带来的利益分配结果、税法程序的科学安排，以及税收立法的比较和选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敢想象，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如何保证税收的实质正义和程序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全国人大拥有法定的立法权，但实际上对税法的制定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仍然是起草税法草案的行政机关或全国人大的某个工作机构。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立法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意志在现实中可能流于形式。从加强税收立法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作重大改革。一方面要尽力提高代表的文化水平和参政意识，加强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使其充分领悟自己作为立法机构成员所肩负的重担和使命，另一方面为弥补人大代表法律知识不足的缺陷，在立法起草、审议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社会专业机构的作用，同时聘请专家学者参加立法程序，使法律制定的前期工作做到尽可能地科学、周到、细致，。除此之外，延长会议审议法律法案的时间，增加立法草案的理由说明，甚至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案都是将来加强税收立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三、私法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