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何保障政策转化为程序的社会正当性在我国也是不小的难题，因为违宪审查机制还相当不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是由立法机关来具体实施，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兼而有之，但由于没有规定审查的期限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使得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在实践中从未被真正行使过。
由此可见，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能否在我国获得双赢，不仅仅涉及到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进，更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与
宪法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其中，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可以获得
宪法支持尤为重要。唯有如此，诉讼的自治与必要的开放之间才可能形成均衡，一国政府也才能比较从容的应对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
【注释】作者简介：马明亮，北京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博士生。(原文刊载于《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3期。题目略作改动。）
1丹尼尔·傅特：“美国如何处理刑事司法负荷问题”，“徳、日、美比较刑事诉讼制度研讨会”专题演讲暨座谈纪录（下），《法学丛刊》第178期，17页。
2韦伯对此早就作了预断式的解释，他在谈及现代法律发展的反形式主义趋势的原因时指出，法律朝反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原因在于掌权者要求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某些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代替实质正义，还包括政治权力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想轨道。参见马科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317页。
3 R.M. 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 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52页。
4 R.M. 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 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62页。
5林植坚：“美国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审判理论”，《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4卷第2期，342－343页。
6汉斯·还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901页。
7朱朝亮：“如何妥适运用检察官起诉裁量权限”，《月旦法学杂志》，1996年第16期，17页。
8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69页。
9 ]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51页。
10 Markus Dirk Dubber, American Plea Bargains, German Lay Judges, and the Crisi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Stanford Law Review,Vol.49.1997, p550.
11 储槐植：“议论
刑法现代化”，《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593－594页。
12 J. R. Spencer, the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edited by Mireille Delmas-Marty and J.R.Spencer, 2002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2.
13参见张毅：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冲突评析，《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日。
14详细内容参见Collins, Jennifer M.，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SHARING GRAND JURY INFORMATION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UNDER THE USA PATRIOT ACT.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Summer2002, Vol. 39 Issue 3.
15 R.M. 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 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198页。
16 Collins, Jennifer M.，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SHARING GRAND JURY INFORMATION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UNDER THE USA PATRIOT ACT.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Summer2002, Vol. 39 Issue 3.pp1266-1267.
17 详细内容参见147 Cong.Rec.S10990.11021-22 (daily ed. Oct.25,2001)(statement of Sen. Feingold).以及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Freedom Network, In Congress: USAPatriot Act Boosts Government Powers While Cutting Back on Tradi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 Nov.1,2001,at http//www.aclu.org/congress/1110101a.html.
18 参见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0页。
关于刑事诉讼法与
宪法在美国的紧密结合，还可参见J. Scott Harr & Kären M. Hess, Constitutional Law for Criminal Justice Professionals, West/ Wadsworth, 1997.
19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34－136页。
20 Duncan Kennedy, “Legal Formal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73), vol.Ⅱ,pp351-398.转引自R.M. 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 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196页。
21 我国的“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有学者从学理上将其界定为“为解决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而依法进行的从重（量刑上）从快（程序上）、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参见孙中国、李建和主编：《中国严打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22 刘学刚：“‘严打’留下的遗憾”，《瞭望》2003年第32期，47页。
23 Daniel C. Préfontaine, Q.C.& Vincent Cheng Yang，THE REFORM OF CRIMINAL PROCEDURE: From United Nations Policy to Canadian Law，http://www.icclr.law.ubc.ca/Publications/Reports/Reform.pdf
24美国著名的比较法学者达玛斯卡（Mirjan Damaška），把英美与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特征与权力结构、国家运用这些诉讼程序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以程序性权力的结构与裁决的目的为分类原则，他将诉讼程序分为四种模型：两类官僚模式——阶层型与同位型；两类程序目的模式——政策实施型（the policy-implementing model），主要特征为国家干涉主义，诉讼程序以贯彻国家治理政策为目的；冲突解决型（the conflict-solving model），主要特征是国家放任主义，诉讼程序以解决纠纷为目的。参见Mirjan Damaška ,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1986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pp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