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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和读者——《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译 后 记

译者和读者——《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译 后 记


张芝梅


【关键词】霍姆斯,法律的道路
【全文】
  
  书终于翻译完了,但没有轻松之感,更多的却是忐忑和感慨。
  虽然以前有时为了自己阅读的方便或者因为喜欢某篇作品,也翻译一些文字,但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看,或者为了方便以后检索,相当于做笔记,因而多少可以率性而为,有时干脆就是意译,那样翻译起来比较痛快,甚至偶尔对自己的某些语句或者语词的翻译还颇感得意。但面对一本要出版的书,翻译起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不能天马行空,不能挑选,也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或者困难的内容跳过去。不能恣意,就不可能完全是愉快的感觉了。加上我自己是个没有多少耐性的人,这本书的字数也不算太少,翻译到后来,就颇有些折磨的味道了。有时很想把这件事了了,但一些琐细的扫尾工作却又不愿意做,因而拖了不短的时间。但最后有一件事我却非常乐意去做,而且有些不吐不快。这件事就是写一篇译后记,把翻译过程中最经常伴随我的酸甜苦辣说出来,因而就有了这些可能是多余的话。
  最近几年,译事颇为繁荣。因而翻译质量也就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不时可以听见人们对一些书的翻译质量的批评,比如翻译得不准确或者不符合汉语的行文方式等等。但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把看不懂译著等同于翻译质量有问题,进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译者身上。深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的。有过读书经验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读不懂某本书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背景知识不足(比如,本书第五章,涉及许多逻辑术语和公式,如果不具备一定的逻辑学知识,恐怕不一定能够看懂,但完全排斥这些术语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是作者太晦涩。也就是说,读不懂书读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其实作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是译著,译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具体的责任分配得根据具体的文本以及具体的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来分析。在翻译过程中,我有时也会感觉到某位作者在某个问题上可能理解错了或者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假定我的理解能力没问题,而这样的假定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可能只能采用物理学的那种参照系的方法来研究,否则一切均相对,那就无法进行研究了——这其实也说明了极端的或者彻底的相对主义不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自己不喜欢绝对主义。这里姑且这么假定——不是因为这个假定是对的,而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下一个判断),所以作者不是上帝,作者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译著,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可能是作者自己某个词语或者概念运用不当,译者在翻译时也发现了,如果更换一个词语或者概念可能使意思更通顺一点,但译者却不能这么做,最多只能加一个译者注,因而留给读者的可能就是一个不那么通顺甚至是错误的译本。此外,读者同样不可能都是对的。而前面那种说法的不合理就在于把读者和作者都看作是没问题的,是上帝。读者不需要反省自己的知识是否匮乏,也不去检讨作者是否没把问题说清楚,而把所有问题都推到译者身上。这多少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准确的。这么说不是认为译者就可以推卸责任。事实上,我觉得译者还是这三者中应该承担最多责任的人。译者的外语、专业和其他知识水平、汉语水平以及理解能力和认真程度都影响译本的质量。这是我作为译著的读者的体会,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也是译著的消费者。译者水平的差别给读者带来的感受的确很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任何译者可能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知识的缺陷和盲点,甚至翻译时译者的状态也会影响译本的质量。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也不容小视。有过翻译经历的人都有体会。因为一本书需要很长时间的连续工作。每个人都不可能保证在这段时间中,你的状态一直很好。可能有时你处于正常的智商的状态,而另外某个时候智商偏低,哪怕没有译错,其精彩程度也会大为降低。而同样也会有状态很好的时候。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出采,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很平淡、甚至错误相对多一些。在回过头校对的时候,自己也会对曾经犯过的一些低级错误感到好笑。但问题是,几次的校对可能只是减少错误的可能性,而不会完全杜绝错误。而我们又不可能无休止地校对。所以,任何人对任何译本都可以找出自己不喜欢和错误的地方。译本的好坏就在于错误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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