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知识的考察，也是对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激励，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仅需要理解国际法知识，更主要是要理解国际法背后的国家政治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北大法律系法律教育的宗旨。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中，北大的法学家们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中用爱国心支撑了整个国家的法律思想。
二十九岁就执教于北大法律学系的燕树棠先生被推举为联大法律学系教授会主席，他带领联大法律学系渡过了那段最困难时期，其擘画经营，贡献尤多；戴修瓒先生在联大法律系教员最为缺乏的时候，身兼重任，一人同时为开设
公司法、
票据法、
海商法、
保险法、债权分论和
刑事诉讼法六门功课，可谓殚精竭虑，诲人不倦；蔡枢衡先生成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见证人，在抗战结束，联大分校时，法律学系教授只有蔡枢衡先生坚持到了最后；费青先生精通大陆法，也烂熟英美法。他于1941年9月忍痛将自己的藏书出售，以筹集治病资金。燕树棠先生得知后，即以北大法律研究所名义将所有书籍买回，既解决费先生的燃眉之急，也可保费先生心爱的书籍。
在西南联大艰难的岁月里，法律系的教授们不仅传播法律知识，而且也积极参与到反对内战、民主建国的政治运动当中。而在随后迁回北京的日子里，随着内战的到来，法律系的教授们以法律为武器，积极参与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中。
1946年由沈崇事件引发的反美军暴行的政治斗争中，燕树棠、赵凤喈、李士彤、蔡枢衡、费青和纪元六位法律系教授组织了法律顾问委员会，负责代被害人搜集法律证据。然而，在这种卖国专制的背景下，对施暴者的法律惩罚只能由美国海军部长核准和实施。因此，要捍卫法律的尊严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民主国家。
在1948年的纪念“五四运动”之际，费青、楼邦彦和王铁崖等先生提出创造一个新的“五•四”，即坚持追求民主科学同时，同反动势力作不懈的斗争。5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民主与科学”演讲晚会，王铁崖、费青等先生到会演讲。王铁崖先生发表“再谈新五四运动”的演讲，他说“今天我们应该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发动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反传统、反权威、反压迫，追求真理，以争取个人人格和大众福利。……我们不要忘记五四的近因是外交，是日本的侵略政策，如果今天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那么今天的对象，该不该就是我们的所谓友邦的美国？”
王铁崖先生所追求的新五四精神包含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精神，那么，费青先生所说的新五四精神就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精神。在题为“起码的权利”的演讲中，费青先生指出民主、科学与法治三者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看清了事实，并且把他说出来。“如果连把事实说出来的权利都没有，中国将不成其为国家了。”为此，他专门批判了国民党统治下反法治的专制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