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CEO，总是幻想赚钱的――世界上的CEO莫不如此，为了实现“增长”，他们愿意违背法律，比如安达信要做假账之类。法律又是什么？合意法学认为：法律并不能消灭违反它的社会意志。官这种存在，作为政府CEO，基于利益增长，制造“江苏铁本”这类事体，这不奇怪。它们本身在不断制造“行政争议”，难道它们又会积极消除“行政争议”？
作为师爷，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难道会在法律裁判事务上保持角色独立，走向中立？如果师爷积极干预行政争议，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官员，一定会发出古老的冷笑：这样的师爷不开窍。21世纪的中国师爷，显然没有传统中国的师爷自由，从而相对独立地完成对“律令”的理解――行政复议官员虽是“师爷”，可是在社会权力下，面对律令，往往唯权力为马首――如何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让领导确定”。
从法律职业的角度观察，中国当代师爷的地位逊色于古代师爷－－“重金礼聘”和车马资费的充足不再是师爷的待遇，这不仅是政府师爷的旁落，司法师爷也同样旁落。在一个武装力量大显身手的以武治国的方略下，师爷的工作条件，往往比不上一个普通的武人，如警察或者军人。因而成为武装力量的司令，成为该社会从童稚到老人的共同梦想－－蛮力征服中国后，师爷也落寞。
五、 “让我们行政胡议吧！”
虽然政府与行政复议机构之间是行政官与师爷的传统关系，但是在契而曼毛的社会分工安排下，“幕友”与“师爷”这种熟悉律令角色，在现在往往名不副实――即使打着灯笼火把，或者借用美军在伊拉克用的探照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复议从业者中，发现几名具有司法资格――通常我们认为从事法律裁判应具的基本资格的人员，也是困难的――这样的人员安排，同样是“组织”的决定――谁让行政复议制度出现在一个社会分工混乱的时代呢？！
虽然行政复议人员可能仍然是在尽力工作，但是它们没有具备和体验过“独立的准司法”的正当性，行政复议决定难免会受制于行政长官，故而必然对复议程序简略化――复杂控制的法律程序同样产生不出自治的行政裁决，还是领导最终说了算。行政复议演化成“师爷”阅卷，提出“维持”、“撤销”的建议――在行政官的威权下，复议机构往往得征求或揣摩行政官的意思，再提出复议决定的建议。
中国官员批阅文件最经常使用的是“同意”这两个汉字，但在签署行政复议决定时，最频繁使用的是“同意维持”这一语词。这是为什么――《
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不愿当“民告官”中的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