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很高兴地参加了《
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系列研讨会，其中，大部分会议都是由担任这部法律起草小组组长的王连洲先生召集并主持的。王连洲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这个艰难的工程，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他分享我对这个法律和世界其他国家
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想法，并且很幸运地知道我的某些观点被采纳并体现在最终的法律之中。
所以，王连洲先生是给这个法律作注释特别是讲述为什么这些法律条款会写成现状的最合适人选。
在我指导过的学生里，华春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她思想成熟、充满激情、有追求完美的动力，给她讲课和与她一起工作是一种愉快的体验。
这些年，亲眼看着华春从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到专业写作快手、到思维敏锐的律师、到
证券法领域诸多前沿问题的求索者，我深切地感受到身为指导者的快乐，从心底里为她的每一个进步而骄傲。
1999年我认识了华春，那时候，她给我在北大开设的“资本市场未来发展”这门课作助手。她做地非常好，在证券监管领域很多研究项目上帮了我的忙。同时，她是被我允许的参加系列演讲的唯一的本科生。参加的学生必须提交一篇学术论文，与至少五个中国或国际资本市场专家同台给大批学生做演讲。除了她，参加演讲的学生都是研究生，其中，大部分是博士研究生。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提交了一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论文，并且和Templeton（亚洲）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Stewart Aldcroft先生一起做了演讲。Stewart Aldcroft先生告诉我他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华春是参加学生中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2000年4月，华春参加了我主持的中国证监会的几个项目。她提交的报告，如“巴林银行事件的教训”和“期货交易所法律地位辨析”等，对有关项目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后来，她帮助我做《中国资本市场前瞻》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此书包括了60位业界人士的76篇专业论文，并于2001年12月出版。编辑过程中，她遇到了很多原本无法预见的问题，她的足智多谋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她的努力，我这本书就不会出版。她的文章《加强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她的英语专业研究能力常常让我感到吃惊。据我所知，她已经在美国法学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英文论文，其中有一篇发表在《哈佛中国评论》上。过去几年，她还为不同但是都很重要的机构写了很多英文报告。
